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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杯万盏会应酬。
倒也很贴切。
1969年，嘈杂混乱、运送知青满是煤烟味儿的车厢里，反复播唱的正是这个段落。
“时令不好，风雨来得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
那时候文艺节目单调，列车播音室大概只有这张唱片，所以李玉和便不知疲倦一遍遍地唱，唱得慷慨激昂，豪情无限。
然而我的情绪却低到了谷底，将脑袋趴在小桌上，装作睡觉，其实是任着眼泪在流淌。
李玉和临行还能喝妈一碗酒，母亲、父亲在走之前也为自己准备了酒，我傻乎乎地还跟着喝，全不知那是“风雨来得骤”
的上路之物……不是“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
，是“我”
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了。
这段戏，唱得真不是时候！
上山下乡知青专列，一火车的人都响应毛主席号召到陕北去，**比李玉和还要李玉和。
夜半了，有人睡不着觉，做好事，一遍遍地拖地，一遍遍地给大家送热水，于是就一遍遍地将矇昽欲睡的人弄醒。
当那把面目不清的拖把拖过我的脚下时，拖布上发出的污浊气味让我一阵阵恶心，湿漉漉的地板立刻散发出相同的味道，从头到尾弥漫到整个车厢。
我不能忘却那地板的模样，土红斑驳的漆，质地不明的板，简陋肮脏。
绿人造革的座椅，黄木的短桌子，偌大窗户无遮无挡，里面一片光明，外头一片漆黑。
我心里默默地细数我的七个兄长，老大，大我四十一岁，我根本没见过，他是“文革”
中我们家的一颗炸弹，他给这个家族带来的伤害是致命的；老二，用一根皮带将生命结束在后院的枣树上，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不管不顾地走了；老三，被发配到广西走“五七道路”
，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块，他自己留十五，给北京寄十五，他的妻子儿女挤在北京西四的一间小屋里，艰难度日；老五解放前冻死在鼓楼后门桥桥底下，葬在北京西山，他的墓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去祭奠过，倒是外姓旁人的赫鸿轩，每到清明都去看望；老六，早夭，在这个家里没留下任何痕迹；老四、老七，受老大的牵连各自进了“牛棚”
。
至于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境况并不比哥哥们好。
老大，酷爱唱戏，解放前被丈夫抛弃，在阜成门的小院里凄惨死去；老二，自己做主嫁了个大资本家，金家不与商人联姻，被赶出家门，与之永不来往；老三，一个为理想献身的英勇革命者，她的光环并没有罩护到兄弟姐妹身上，甚至她自己，在“文革”
怀疑一切的思潮下也变得惨白模糊，疑影重重；老四，留学德国，一代建筑师，被作为反动技术权威早早地打趴下了；老五，与她的局长丈夫被打得浑身是血，送进医院抢救，局长折了四根肋骨，她自己脾脏出血；老六，在医院被责令清扫厕所，有洁癖的她抡着扫把，脏污不堪；老七，就是我……
我到陕西插队。
1969年的火车走了一天一宿，停了，是临时停车。
向外望，站台上没有人，出口处有昏黄的灯光，屎黄的墙上隐隐看出“罗敷”
两个字。
罗敷，汉乐府《陌上桑》有歌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这么说已经到陕西了，到了秦氏女罗敷的老家。
过了河北，过了河南，离家越来越远了……
窗外这片陌生的黄土地，在微明的晨曦中显露出沟壑纵横的贫瘠。
在这里，连家有高楼的贵家女子罗敷也要采桑南塬，劳作在田野，我们这些北京平民的子弟在这里真的能大有作为吗？真的值得我将生命与之维系在一起，今生今世永不分离吗？
我再一次将头埋入臂弯里，满眼是脏污的、土红色的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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