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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宣传和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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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温特
宣传战的政治尺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每个参战国都设立了控制信息流的机构，监督和影响公众舆论。
第一项任务并非难事：军队总是对军事部署的细节，作战时间和士兵伤亡了如指掌。
第二项任务确实需要一定的创造力。
在早期的冲突中，作家和艺术家、牧师和外行名人都有自己的小群体，但在大战之中，宣传的声音必须传至整个国家。
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大规模战争的一个基本要素；宣传活动在50个月之久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壮观的广告运动，而被推销的产品则是战争的正当性。
他们的推销术语是道德，这种语言中充满了象征形式，“正义”
和“非正义”
的概念被裹挟在流行文化之中。
由于广告的“用力过猛”
，宣传一词已经成为谎言的代名词。
但是战争期间，宣传绝对不止于此。
想要了解集道德冲突、选择性报道、误导和不实论断为一身的战时宣传，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之视为“国家律师”
的简报——在其国民和世界人民面前为国家的事业做辩护。
国家主导并不意味着国家能够控制导向。
的确，国家可以进行一些舆论操纵，但绝不会实现完全操控。
宣传的一个最关键的特点就是其具有双重性，它把政治观点与民间诉求融在一起。
国家宣传的力量是在与民众观点相一致的作用下所形成的合力。
国家宣传有悖于普遍意义上的常识时，这种官方信息会因空洞而被大众所忽视；反之，如果两者的观点恰巧相一致，特别是当民众观点是自发产生并且具有持续性的时候，国家宣传就被赋予了无尽的能量。
1914—1916年，作战双方都在宣传中强调，这场战争对于自己而言是属防卫性质的，他们都受到过挑衅，遭遇过袭击，他们之所以参战只是为了保卫国家领土、捍卫国家尊严。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军方因掌控着诸如德国克里格斯出版社、法国梅森·德拉出版社等一系列舆论机构，在宣传中占主导地位。
但自1917年起，民间机构大量涌出，原因显而易见：战争的政治性质改变了，宣传也随之而变。
美国于1917年4月参战，同年俄国也历经两场革命，这些事件使战争舆论宣传发生了转变。
现在战争目标成了宣传的核心。
在一战的最后两年中，舆论宣传的焦点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和平，即我们要建立怎样的战后世界。
蛰伏于欧洲每一个参战国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他们提出有关欧洲未来格局的设想。
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想要中央政府实行永久计划经济，因为它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不错的薪资，也完全消灭了失业。
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有另一种看法：这场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彻头彻尾的阴谋。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通过外交部发布了俄国与英国和法国之间就未来控制君士坦丁堡达成的协议。
难道这就是数百万人用生命争取来的东西？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则持另一种观点：必须通过建立在国际联盟下的民主国际秩序，来证明这些牺牲的伟大意义。
这个动**的时期显然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引导公众的舆论倾向。
在1917年活跃着的各种新思想的衬托下，欧洲各国显得格外沉寂。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既不和列宁统一战线也不买威尔逊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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