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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写三部曲时的思想起点就比较高，他把自己对过去的回忆是当作劳苦大众在争取自由幸福生活的斗争时的切身体会和教训来写的；他想表明，他之所以反对沙皇统治，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及俄国的社会、经济、道德制度，完全是现实生活本身所提出的要求，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他来自社会底层，生活在他们中间，长期和人民同生活，共呼吸；这也正是劳动者一直视高尔基为自己人，一直喜爱他的根本原因所在。
高尔基生活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俄国思想活跃、群英荟萃的时代；各种思想家、理论家层出不穷，都在磨砺以须，为当时的俄国把脉、开药方，有甚嚣尘上的斯拉夫派理论和咄咄逼人的西欧派观点，也有边宣传边实践的民粹主义和已经在迅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
1861年，沙皇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被迫宣布放弃农奴制，实行改革，名义上给农民以“自由”
，实际上从他们身上搜刮了巨额的“赎金”
，同时抢走了他们原先耕作的大批良田，使他们的生活愈加贫困。
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资本家的压榨剥削，进一步激起了劳动者的反抗；农民起义，工人罢工，社会矛盾激化；沙皇政府加强了镇压。
民粹派希望动员农民，对抗沙皇统治，发起“到民间去”
的活动。
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七十年代俄国就出现了一些“工人协会”
；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国外组建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劳动解放社”
，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主义。
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生动描写了1888年大伙在秘密阅读普列汉诺夫1884年发表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情形。
其实，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基本思路，也正在于表现作者的思想成长乃至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心灵历程。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尔基在三部曲中要打破一般自传体作品的传统概念，不把人物描写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是在不同程度上着眼于俄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了。
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应该说，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实际上，它不仅是作者二十岁前的生活传记，也是俄罗斯人民在一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生活纪实，其意义绝对非同寻常。
二
高尔基是1893年萌发写作自传三部曲的构思的，当时起的名字是《使我心灵蒙受创伤的事实和思绪》，但由于事情的耽误，也许是因为考虑得还不够成熟，写了几个片断便搁下了。
十多年后，当高尔基重又构思这部作品的时候，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1907年，高尔基去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又见到了列宁。
两年未见，这次相遇双方分外高兴，无奈会议日程太紧，无暇坐下来长谈。
列宁答应高尔基，等大会结束后，他一定去卡普里[185]看望他。
列宁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他们一起出海钓鱼，参观博物馆，两人海阔天空，无所不谈；高尔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父亲、外公、外婆，伏尔加河和自己的流浪生活……列宁兴致勃勃地听着，末了对高尔基说：“您应该把这些全写下来，老朋友，应该写！
这一切都是非常有益的，非常有益……”
高尔基回答说：“我一定写……总有一天会写的。”
[186]
可是，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高尔基已经是欧洲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了，二十年的文学实践与革命活动，特别是和列宁的交往和所受的影响，在三部曲的创作中都有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的反映。
《童年》是1913年创作的，于同年下半年和1914年初在《俄罗斯言论报》上发表。
尽管它的宣传意味很重，但它还是非常真实地描绘了三四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深切著明，时代性很强。
《童年》中有这样一段话：“一想到野蛮的俄国生活中这些令人感到压抑的种种劣迹，有时我会反问自己：这些事值得去谈吗？但每次我都满怀信心地对自己回答说：值得！
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恶的现实，至今也还没有消亡。
这种现实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认识，以便把它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整个痛苦与可耻的生活中连根拔除……尽管这种丑行令人反感，使我们倍感压抑，使许许多多心灵美好的人感到难以生活下去，但俄罗斯人的心灵毕竟还是健康和年轻的，他们正在消除，而且将来一定能够消除这种丑恶行径……一种光明的、健康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正在顺利地成长起来，人们善良的本性在增长，它唤起了我们恢复人类美好生活的永不泯灭的希望”
。
这里谈到了旧俄国现实的两个方面：一是同什么进行斗争，而且要战胜它；二是在斗争中依靠什么。
整个作品都建立在新旧两种事物的相互对比和矛盾冲突上。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落后的旧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而代表新生力量的城市下层的小私有者还只是处在萌发阶段。
但难能可贵的是，高尔基敏锐地看到了他们，并描写了他们跟旧势力艰苦的，但是大有希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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