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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高尔基将《在人间》全文发表在《编年史》杂志上；故事从1878年末一直写到1884年，正是作者10到16岁青春年少的时候。
但这时高尔基面对的却不是学习和憧憬，他必须想尽办法，自谋生路，应付命运的挑战。
为了填饱肚子，他不得不出去找活干，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他们，了解和体验他们的生活，所以，《人间》向我们揭示的不光是作者新的所见所闻，而且还告诉我们他这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的所思所想与切身感受。
这个时段他所接触的人大致还是他外公家的人，但他已经能够分辨出他们每个人的特性和共同之点了。
首先是外公和几个舅舅，然后是他们家的亲戚，他们一个个都极端的自私，心胸狭隘，无事生非，互相没有一点亲情可言，成天像冤家对头一样，不停地吵闹打斗，不知情者还以为他们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似的，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皆因为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太无聊了，好像不闹点纠纷，时间就没法儿打发。
在高尔基的笔下，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是小市民生活的应有之义，他写道：“东家一家人生活在一个怪圈内，一天到晚成天就是做饭、吃饭、生病、睡觉，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他们谈论罪恶和死亡，非常怕死；他们像磨盘上的谷粒，挤来滚去，随时都准备着被碾得粉碎”
（《在人间》）。
他们感觉到生活之无聊，而且也感到很不耐烦，但他们的“反抗”
充其量也只是小市民式的，闹点家庭纠纷，宣泄一下而已。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家庭就是一切。
外面的世界，包括他们的亲戚朋友，和他们都格格不入。
高尔基写道：“要是有一位圣者来到这里——东家一家人也会想方设法地教训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他；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们闲得发慌，寂寞难耐。
如果他们不对别人指手划脚，大喊大叫，讽刺挖苦，那么他们便不再会说话，变成哑巴，自己连自己都看不见了。
为了体现自身的存在，不管怎么着，必须得对别人有一个态度。
东家一家人对身边的人，除了教训与指责，不会有别的态度；如果你按照他们的样子去生活、思考和感觉，那他们同样会说得你一无是处。
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在人间》）。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尔虞我诈，算计别人，编造流言，散布不和，“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寂寞难耐，但这并不能使我感到好受一些。
为编造这些污言秽语，他们像猪一样在垃圾堆里乱拱一气，同时心满意足地哼哼着，把他们认为与已无关的、不理解的、滑稽可笑的美的东西使劲抹黑，将其弄得污秽不堪”
（《在人间》）。
再不就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抱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从不在自己身上找找自己生活边缘化的真正原因——自私、懦弱，缺乏自尊。
他们只关心自己鼻子尖下的一点利益，认为那就是自己生活的最高理想，因而他们的生活无疑于原地踏步，日复一日，总是老样子。
“我记得，生活毕竟是变得越来越乏味和严酷了；正如我天天所看到的，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各种关系，永远都是不可动摇、一成不变的。
除了眼前每天不可避免要出现的一切，根本不可能想到会有什么改善”
（《在人间》）。
阿辽沙讨厌这种生活，而且千方百计地加以反抗，但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力量有限，方法也不多；只觉得老板家的规矩“十分可恶”
，能够“破一破才好”
。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而这时俄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已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经超过民粹派的思想，《在人间》描写的正是1879—1884年这五年时间。
这期间高尔基对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能够找到的书籍，《在人间》里有大量篇幅都是描写读书的感受的。
作者想从书中寻找对生活的答案。
但是，他没有找到，许多问题仍不甚了了。
“好事儿”
虽好，但他孤军奋战，与别人格格不入，必然成不了大器，导致失败。
高尔基写道：“书向我展示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充满强烈情感和欲望的生活，它能激发人们去建立功勋，也能驱使他们去作奸犯科。
我发现，我周围的那些人们——他们既没有能力去建立功勋，也没有能力去作奸犯科；他们袖手一旁，他们的生活和书中所描写的生活保持着距离，而且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生活的志趣究竟何在？我不愿过这样的日子……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不愿意……”
（《在人间》）阿辽沙找不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不过书毕竟还是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特别是俄国作家的书；他说：“我已经读过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和杰出的俄罗斯叙事诗《林中》，读过不同凡响的《猎人笔记》以及格列比奥恩卡和索洛古勃的几本书，还有韦涅维季诺夫、奥陀耶夫斯基和丘特切夫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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