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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看见书店橱窗里有一本书，书名我从未看见过，叫《警句与格言》[44]，我非常想读一读这本书，于是我请求神学院的一位大学生给我借来。
“得了吧，您！”
这位未来的高级神职人员讽刺挖苦地说了一句。
他的脑袋长得有点像黑人——卷头发，厚嘴唇，牙齿整齐。
“老弟，你这是在胡闹。
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得了，对你不适合的领域，你就别往那里瞎掺和了！”
老师粗暴的语调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书，我当然买来了，一部分钱是我在码头上干活挣的，另一部分钱是我向安德烈·杰连科夫借的。
这是我买的第一本正经八百的书，至今它还保存在我的身边。
一般地说，人们对我的态度还是相当严厉的：当我读完了《社会科学入门》[45]后，我觉得，游牧部落民族在组织文化生活方面的作用，被作者夸大了，他低估了精明能干的流浪汉和狩猎者的作用。
我把我的质疑告诉了一个学语文的大学生，而他却尽量让自己的那张娘娘脸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表情，就“批评权”
的问题，给我讲了整整一个小时。
“为了拥有批评权，必须要相信一种真理。
您相信什么呢？”
他问我。
他甚至在大街上还看书——走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看，所以老是撞着人。
他因患斑疹伤寒在阁楼上躺着时还大声地喊着：
“道德应该是集自由与强制因素于一体的和谐的结合——和谐的，和谐——和谐——和谐的……”
一个温文尔雅的人，由于经常挨饿而变得弱不禁风，还要执意去寻找永恒的真理，结果弄得身心疲惫，劳累不堪，除了读书，他压根儿不懂得其他任何乐趣；当他觉得他化解了两位大思想家的矛盾时，他那双可爱的黑眼睛便会像孩子似的露出幸福的微笑。
离开喀山十多年后，在哈尔科夫[46]我又见到了他。
他在凯姆[47]被流放五年，后来重又回到大学里读书。
我觉得，他一直生活在错综复杂的思想矛盾之中，他因患肺结核人都快不行的时候，还一心想要把尼采[48]和马克思调和起来。
他一面咯着血，一面用冰冷的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说：
他在去大学的路上，死在电车车厢里了。
我见过不少为追求真理而以身殉职的伟大圣徒，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是神圣的。
经常在杰连科夫家聚会的这类人，大约有二十个——其中甚至有一个日本人，是神学院的学生，叫佐藤。
有时候还有一个身体非常魁梧的大个子，一脸络腮胡子，光头，跟鞑靼人似的[49]。
他穿一件后身打褶的灰色立领上衣，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底下。
通常他总爱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短烟斗，用他那灰色的眼睛，冷静观察着每一个人。
他的目光常常盯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这个非常严肃的人在暗暗地揣摩我，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存了个戒心。
他一直都不说话，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周围的人都在高谈阔论，口若悬河，斩钉截铁，态度坚决。
不用说，他们的话说得越激烈，我就越爱听；很长时间我才琢磨过味儿来，在这些激烈的言辞后面，常常掩盖着一些无足轻重、似是而非的思想。
这个满脸胡子的大高个儿为什么一言不发呢？
人们叫他霍霍尔[50]，看来，除了安德烈·杰连科夫，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没过多久，我就听说，这个人不久前才从流放地回来，在雅库特省待了十年。
这就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兴趣，但这还不足以鼓起我要和他认识的勇气，虽然我这个人既不害羞，也不怯场，相反，我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对一切事情都喜欢刨根问底，而且越快越好。
这种性格，使我一辈子都无法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一样东西。
当谈到人民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吃惊和难以置信的是，对于这个话题，我和这些人的想法是那样的不同。
对于他们来说，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几乎是和上帝浑然一体的，是包容一切美好、公正、伟大精神的载体。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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