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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今天的角度出发，我们又当如何看待董仲舒及其思想呢？
首先，就儒学思想的历史脉络而言，董仲舒的思想是对荀子儒学的有效继承。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文谈到荀子的时候已经提出，生活在战国中期的荀子已然感觉到搭建现实的政治架构，是儒学面对这个世界局势所要做的最大努力。
这是在一个新的形势（即统一的大帝国即将来临）下，儒学需要做出的适当的调整，以真正适应时代的需要。
而这种转向现实政治建构的理论，最终是在董仲舒那里被确立的。
这是儒学为帝制时代所提供的思想基础，对于儒学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发展契机。
总体来说，这个时代需要进行思想的整合和调整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需要，而董仲舒的儒学应运而生，成为大一统帝国时代的思想基础，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开始于荀子、完成于董仲舒的对于儒家思想的现实效用的改造，使得儒家思想跟政治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整个传统时代的主导思想。
虽然我们很难用好或者不好来评价这个选择，但是董仲舒在其中所做出的关于理论改造的努力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董仲舒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做出的选择。
如果说所有的哲学思想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在当时那个背景下，董仲舒对于儒学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董仲舒对于儒学的改造形塑了两千年的帝制中国。
这个问题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到，汉代设立五经博士以及弟子员制度，儒家经典成为经学，这是两千年帝制时代中国学问的基本形式，也是一种官方思想形态的象征。
而儒学与太学教育结合，从而通过掌握教育而掌握了候补文官制度，这在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事件，读儒家的经典成了整个社会的基本共识。
从这个角度来说，董仲舒毫无疑问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总设计师。
最后，从天人关系的设定来说，董仲舒的思想相对于孔子以及孟子的儒学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倒退，但是这种倒退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实的问题。
大一统时代对现实问题的要求跟先秦时期相比有了重要的变化，这就要求思想上必须有所调整。
如果从当时的情境出发来说，董仲舒的政治化、神学化的改造，是恰逢其时的。
这样的改造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重要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董仲舒思想是倒退的也并不妥当。
而且，对于儒学获得社会认同从而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思想基础来说，这一改造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当然，我们习惯从神学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董仲舒的儒学，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立场也是存在局限的。
比如，在董仲舒的论述中对于“心”
同样给予了极高的重视，而且也非常明显地论及了“天理”
，这都表明虽然董仲舒的儒学是以天人感应的政治建构为基础的，但这并非董仲舒儒学的全部。
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有着更为包容和深厚的内涵，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神学化这样一种现实的建构，而忽视了其思想的丰富性。
[1]八卦之位，实际上就是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
[2]古代为观测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动，把黄赤道带自西向东划分为十二个部分，称为十二度，也称十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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