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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猎儒墨之逸文，明礼仪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
以司马迁之史识、史情和史才，断不会对墨子忽视到如此的境地，关于个中情由，清人孙诒让在其《墨子间诂》中认为“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尚不能质定其时代，遑论行事。
然则非从世代绵邈，旧闻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时具存，史公实未尝详事校核，亦其疏矣”
；侯外庐先生则认为司马迁是出于政治压力，“不写墨者列传，自有隐忧”
（《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
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不能算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
如果说是司马迁的疏忽，这与他一贯的学风是不合的，很明显墨家也在他所重视的行列之中，断无可能疏忽。
避免政治上的风险，看上去似乎说得通，但问题是联想一下李陵事件，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也不大，况且这也不符合司马迁所秉承的史家传统。
而方授楚先生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比较合情合理的一种解释。
他传之小序皆未及墨，而独此言之，则所附之传必较祥也。
今本《孟荀传》已有错简，又多缺略，如“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
，阿非楚地，其中已有缺略矣。
索隐云：“按序传孟尝君第十四，而此传为第十五，盖后人差降之矣。”
今通行本则序传次序相同，又非《唐本》之旧也，故传末之二十四字，必迁作《墨子》之传已亡，而为后人附益，无疑已。
吾所以论列此事，不厌其详着，盖淮南王安时既有墨者，迁不应如是之疏，以见墨学之在西汉，其衰微乃渐而非顿，及汉武用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表章六艺，其传授始绝也。
（《墨学源流》）
也就是说今本《史记》中所见的这寥寥数语极有可能并非司马迁的手笔，而是后人的窜录，司马迁曾经非常翔实地写过墨子的传记，可是已经亡佚了，这和墨家之学逐渐衰微的历史事实也密切相关。
其实，这样的推论也是合理的，作品的亡佚是难以避免的，历史上有很多著作都存在这个问题。
从清人辑佚的工作中，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亡佚情形之一斑。
有亡佚就会有增删，就会有窜录，这也是在保存古典文献时常遇到的状况。
不管怎样，从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的些许记载中，我们依然可以获得一些信息。
尤其是《孟子荀卿列传》自序中的那段话：“猎儒墨之逸文，明礼仪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这样的描述表明，在司马迁看来，儒墨之间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以至于史家可以根据儒墨的文献来为孟子、荀卿作传。
而“猎儒墨之逸文”
，则表明司马迁事实上是看到了颇为丰富的墨家的相关资料的，这也间接证明亡佚说是可信的。
儒墨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在《墨子》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儒家典籍。
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思想感到不满，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
，即儒家不相信天鬼的存在，会导致“天鬼不悦”
；儒者主张厚葬，行三年之丧，这种行为既浪费社会财富又浪费精力；儒者推崇音乐，同样会造成浪费的后果；儒者相信命运，这会导致人们的懒惰，把自己委之于命运。
从这样的基本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墨子的出身可能相对卑微，故墨子经常自称“鄙人”
，人亦尝称其为“布衣之士”
和“贱人”
。
基于这样的身份定位，墨子思考的出发点显然与儒家的礼乐观念不同，他更关注现实生活层次的需求，因为他面对的就是普通的、日常的生活，尤其是普通下层人的生活。
因此他自然会认为儒家的观念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需求，是对财富和精力的巨大浪费，而这是墨子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突破儒家的礼乐传统，进而提倡一种更现实的社会行为主张，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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