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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偶翻阅诸书，见有王充《论衡》，喜其识博而言辩，颇具出俗之识，其全书则未之览也。
兹因校《四库全书》，始得其全卷而读之，乃知其为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
不衷于圣贤，未有能传者也。
孔、孟为千古圣贤，孟或可问而不可刺，充则刺孟，而且问孔矣。
此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夫时命坎坷，当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诬及圣贤。
为激语以自表则已已，犯非圣无法之诛，即有韪其言者，亦不过同其乱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为也。
且其《死伪篇》以杜伯之鬼为无，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为有。
似此矛盾处，不可屈指数，予故辟而诃之。
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才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
按照乾隆的看法，王充就是“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
。
这样的人从儒家传统来看，自然是无法被接受的，然而王充的标新立异、才华出众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在乾隆看来，《论衡》的论说，也是为身世遭遇所激，并不能算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思想著作。
大体而言，乾隆认可了王充的才华，否定了王充的价值立场和学术内涵。
那么，就浙江学术传统而言，王充是否可以承担“学祖”
的地位？他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浙学的开端呢？这也是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比如，作为清代浙江学术传统中流砥柱的章学诚就直接批判王充：
王充《论衡》，则效诸《难》之文而为之。
效其文者，非由其学也，乃亦标儒者而诘难之。
且其所诘，传记错杂，亦不尽出儒者也。
强坐儒说，而为志射之的焉，王充与儒何仇乎？且其《问孔》《刺孟》诸篇之辨难，以为儒说之非也，其文有似韩非矣。
韩非绌儒，将以申刑名也。
王充之意，将亦何申乎？观其深斥韩非鹿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叙，辨别流俗传讹，欲正人心风俗，此则儒者之宗旨也。
然则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韩非宗旨，固有在矣。
其文之隽，不在能斥儒也。
王充泥于其文，以为不斥儒，则文不隽乎？凡人相诟，多反其言以诟之，情也。
斥名而诟，则反诟者必易其名，势也。
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诟，而仍用己之名也。
（《文史通义·匡谬》）
章学诚对王充作品的写作方式、价值立场以及思想内涵都提出了质疑（或者说否定）。
在他看来，王充不足以成为浙学传统的开端和浙学精神的象征。
王充作为浙学开端的地位，跟历史的事实可能不甚吻合。
由此可见，至少在传统时代，王充并没有获得突出的地位，甚至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从思想史演变的事实来说，王充的地位可能被高估了，那么，如章太炎和胡适等近代学者，为何会如此重视王充呢？他的这种地位，可能来自近代对批判意识和批判立场的重视。
对于近代学者来说，批判传统是一个基调，在这个基调下，王充对于汉代（包括先秦诸子）的批评成为一个亮点，从而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获得了高度认可。
王充作为汉代思想的清醒者的角色是被过度解释的，事实上，在两汉之际批判社会思潮的人还有很多。
桓谭、扬雄、王符、仲长统等，都曾经直接批判谶纬神学，其影响力至少不在王充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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