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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的缺点是重，因此很难长途运输，而且铜的供应也不总是能满足钱币的需求。
四川尤为缺铜，所以在公元10世纪80年代，宋朝发行了比铜钱还要重的铁钱，当时买450克盐需要680克重的铁钱。
公元993年至公元994年，经济的窘迫引发了叛乱，叛乱之后，当地商人采取了变革手段，即用纸质的“交子”
代替铁钱。
出于对可能存在的弊端的担忧，当地官员将发行纸币的权利限制在16个信用良好的商人身上。
但到了1024年，由于其中一些商人违约，纸币开始由地方官员发行。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由于它只在四川地区流通，所以影响力有限。
在四川官员试行纸币的几十年里，辽朝和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由此产生的边境管制极大地限制了宋朝与北方的贸易。
但由于军队需要马匹，宋人只得向西北的各个王国大量购买（他们从未成功饲养出像亚洲草原上的马匹那样速度又快、体格又强壮的马），马匹是宋朝最重要的陆路进口商品。
中国商人派出越来越多的船只往南或往西航行，这些船只到达东南亚、印度、中东和东非，那里没有充满敌意的人来阻挠贸易。
中国从高级纺织品和高温烧制的陶瓷的出口中获利颇丰。
金属出口也很重要，无论是未加工的铸块，还是加工过的货物，如铁锅、镬和镜子。
稳定的出口收入为繁荣的香料贸易提供了资金。
其中尤以泉州这个大都市从这种贸易中获利颇丰。
泉州位于中国台湾岛正对面的大陆东南沿海，是许多外国居民的定居地。
公元10世纪80年代，南印度人在此地出资修建了一座佛寺。
而泉州的主要清真寺——圣友寺，则始建于1009年或1010年。
泉州还出土了200多块刻有阿拉伯文的墓碑，其数量远远超过1500年以前的任何一座中国城市。
而泉州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外国人社区。
外地人和当地人比邻而居的这种接触，对中国城市来说是不寻常的，因而引发了官员们的指指点点。
在泉州城南的国际商人社区，一名观察者指出，“诸蕃有黑白二种”
，表明社区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
到公元1000年，泉州已成为重要的国际港口。
政府规定，所有进入中国的货物必须经由指定的市舶司港口，但泉州的繁荣是因为它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个规定（这种现象从古到今都存在）。
在泉州市舶司设立之前，当地走私活动猖獗。
一名观察者指出：“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
于是在1087年，政府在泉州港口设立了泉州第一任市舶使。
自那时起，广州和泉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港口。
前往广州和泉州的船只大多来自东南亚及其他地区。
位列第三的宁波港的崛起，源于它是前往日本和高丽的船只的主要停泊口岸。
虽然宋朝和日本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不能互赠贡品，但船只经常往返于中国的宁波港和日本的福冈港（日本官方对外国商人开放的唯一市场）之间。
来自北方的辽朝的船只也在福冈登陆。
朱彧是广州市舶使之子，他在1117年的著作《萍洲可谈》中，对港口生活进行了许多生动的描写。
为了防止走私，政府官员在350公里长的海岸沿线设立了岗哨，以便能够发现所有抵达广州的船只。
朱彧还解释了这些船是如何航行的：知道了海岸线的轮廓后，船上的人凭借夜晚的星星、白天的日影就能确定航线。
他们还用一根末端带钩的长绳子来测试海底的泥浆，因为熟练的水手可以根据泥浆的气味和浓度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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