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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陪审员是从年满30岁、没有公共债务、没有被剥夺公民权的公民中抽签产生。
陪审员早期没有薪水，许多普通公民因此无法参加法庭。
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为陪审员提供津贴，使得更多的普通公民有条件参加陪审法庭，陪审员队伍增加到6000人。
不过津贴制也在雅典社会造成了热衷于从政、热衷于官司的不良现象。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就讽刺了那些热衷于司法诉讼的“菲洛克里昂”
们[8]。
公元前4世纪，民众法庭日渐成熟，形成严格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民众法庭以司法为主。
其司法范围覆盖刑法、民法、公法、私法诸多领域。
这种繁杂的内容也表明当时雅典的法制还比较落后。
尽管亚里士多德称，梭伦时期民众法庭是“一切公私事务的公断人”
[9]，但其实际职能主要局限于私法领域，贵族会议仍然握有较多的司法权。
厄菲厄尔特时期，民众法庭的权力大大增加，贵族会议掌控的保护宪法的权力被剥夺，其中一部分交给了民众法庭[10]。
公元前5世纪末，此前移交议事会的相关权力也移交给了民众法庭[11]，民众法庭掌握的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更大，这些权力主要包括：1.对叛国罪的终审权；2.对卸任的但被查出任内有违法乱纪行为的官员的审判；3.对所有新当选官员进行任前资格审查，主要审查是否具有公民权，年龄是否满30岁，任职是否超过两次，是否符合其他特殊规定等事项；4.对已通过的法律是否合乎立法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进行审查。
民众法庭的公法职能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重大发展。
公民广泛参与民众法庭以及民众法庭对国家政治的干预，使得公民可以更广泛地参加国家政治。
民众法庭的法律审查采用了追究个人责任的方法，那些欺骗、误导民众的无良政客将被课以罚金甚至处死，这对那些无良政客是一种威慑，对民主政治也是一种保护。
古典时期的民众法庭形成了复杂的程序，其主旨就是利用抽签方法切断审判员与当事人可能发生的联系和可能滋生的腐败。
民众法庭依据部落建制共有10个，但是每个法庭并不是由本部落陪审员组成，法庭审理的内容也没有特殊的规定。
开庭时，由每个部落抽签产生的陪审员用抽签的方法分派到特定的房间，再由抽签产生的特定职员从每个房间用抽签的方法选出代表，派往特定的法庭。
这样的程序完成之后，除了当年的所有陪审员不变之外，其他环节都是一次性的，下一次开庭重新抽签产生具体的陪审员。
审判结束后，陪审员领取一次性凭证，领取本次开庭的报酬。
民众法庭的规模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复杂程度不同，有201人、401人、500人、700人、1001人、1500人、2000人、2500人不等，最常见的是500人。
审判人员的偶然性和审判队伍的规模使得当事人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在众目睽睽之下收买所有或大多数陪审员，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庭审大致上分两步，第一步确定是否有罪，先由原告陈述，再由被告申述，法官最后裁决。
第二步是量刑，先由原告提出量刑建议，被告再提出自己的意见，此时被告通常会陈述自己的贡献、家庭困难等借口，或采用其他各种方法，请求法庭减轻刑罚。
最后，法庭根据双方的陈述，用投票的方法决定刑罚。
票数统计由专门的秘书完成，秘书也通过抽签产生。
审判苏格拉底可以说是雅典最著名的审判案例，但是，苏格拉底本人在第一环节并没有做无罪辩护，在第二环节也没有提出从轻量刑的请求，陪审团最终接受了原告的建议，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职官制度雅典的职官制度也是政治民主的重要特点。
尽管雅典国土面积只有2400平方千米，但官员人数却不在少数，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考察，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行政部门有27个之多。
每个部门的官员大多是10人，即每个部落1人，极少数部门超过10人，也有5人、1人的部门。
这些部门大致上分为行政类、宗教类和军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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