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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说道：
“请王昆仑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写份证明材料，然后再请各个历史时期与昆仑共过事的同志写出证明，再由组织部向中央写个报告，由中央批复、转发。”
但是，出王昆仑所料的同时也令王昆仑十分悲痛的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卢涛同志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壮烈地牺牲了！
这样一来，王昆仑这位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就失去了介绍人的证明材料；而王世英同志仅能证明他当时是共产党员，在他离去之后，也不能为他写出证明未曾脱党的材料；更为难办的是：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和王昆仑只有工作关系而无组织联系，谁也不能以组织的名义为王昆仑做证。
简之，事情复杂化了！
周恩来同志对王昆仑的政治生命是相当重视的，他听了安沪文的汇报之后，认为自己无权为王昆仑恢复党籍，遂向毛主席当面做了报告。
毛主席听后说道：
“五昆仑早就是我们的人，这点你我都清楚。
恩来，你说该怎么办呢？”
周恩来办事是慎重的他曾为王昆仑的党籍问题想过解决办法，遂答说：
“我看只有两种办法了，是恢复他自1933年的党籍，冉是从今天起重新入党。”
毛泽东主席是大而化之的领袖，在他的心中，王昆仑是共产党，至于从哪一天迄始计算党龄？对他来说是不重要的。
他想了想，十分干脆地下了结论：
“重新办理入党手续，党龄从现在算起。”
对此，周恩来总理没有提出异义，遂向安子文同志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意见。
自然，作为组织部的主要负责人安子文同志也就只有落实主席和理指示的份了！
就这样，王昆仑的党籍由1933年变成了1950年。
但是，王昆仑对此是不通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一生的信仰和荣辱。
因此，他不可能有毛泽东主席大而化之的解决之方，也没有周恩来总理那种无条件的服从，是在情理中事。
实际上，王昆仑到死都在为自己的党籍问题向党中央申诉，直到他告别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
此乃后话，留待下文详述。
也许是应了“祸不单行”
这句老话了，随着肃反运动的展开，王昆仑的一个叫王汝琪的堂妹被牵连进去，而且还涉及到了他。
由于这个不成其问题的问题久悬未结，一直到**中还作为整王昆仑的借口，故有必要作一介绍：
王汝琪在王昆仑的影响下，自读书迄始就向往革命。
后与复旦大学毕业生陈传纲结为伉俪。
据王昆仑回忆：“1936年我因工作路过济南（即护送丁玲去北平），和她相遇，知道她在政治上有进步要求。
抗战爆发前她在上海从事青年妇女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春，国民党一方面残酷镇压群众的爱国运动，又一方面想拉一些人加入国民党，就决定了一种特殊入党的办法。
这时地下党的对策是根据发展白区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为了取得公开合法身份便于掩护，某些人可以加入国民党。
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有国民党某一中委……用填写好他自己的名字的表格，要我联名找人介绍入党。
我考虑这对她的前途不会有什么影响，就向她说明，让她填了表，由我送交国民党中央党部。
至于以后，我并没有得到什么答复，因此这不能说明她巳加入了国民党。
时间不久，抗战起来了，我先到武汉，汝琪夫妇后到，找我陈述他们的志愿是想加入共产党，并要求我介绍他们到延安去。
我平时了解他们的政治方向和参加革命的正当要求，就给他们介绍去找当时在武汉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以后他们就到延安去了。”
没有想到，他们夫妇在延安又成了王实味“反党集团”
的骨干成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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