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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语言本身而不是它的社会功能来说,我不承认奋什么普通话,只有大方言和小方言的区別。
北方话是大方言,湖南话是小方言,如此而已。
王尧:但民族国家的管理把某种方言变成了普通话,提升为一种法定的公共交流工具,就使这种方言发生了变化。
韩少功:就像英文在世界上的扩张,普通话也在中国境内扩张,而且像英文一样曾经借助国家权力的推动。
这样做的好处是交流方便了,但普通话出现了跨方言、跨地域、跨文化现象,在很多地方有文化性削弱和工具性加强的趋势。
我们说老舍、邓友梅、林斤澜、陈建功、王朔的北方话很“地道”
,又说广东、福建、湖南等地作家写的北方话“不地道”
,为什么?因为前者写的实际上是方言,或者说是作为方言的北方话;而后者写的是普通话,是作为普通话的北方话。
两个“北方话”
不是一冋事。
前者文化性更强,所以更丰富,更鲜活,更多形象和氛围,更有创新的能量——这都是文化的应有之义。
而后者只剩下工具性,文通字顺,意思明白,但是少了很多“味”
,就是少了创新的动力。
王尧:有些外地作家常常对京城作家既羡慕又不服气,觉得他们在语言上占有天然优势。
韩少功:这是没有办法的,就像印度、菲律宾、南非等地的作家看英国作家,也是没有办法的。
这些作家如果想获得普通话的文化活力,一般的办法,只能是从他们的本土方言中去找,从他们的母语中去找,陕西话“养眼”
,意思是漂亮、美好,比如说“那个女孩真是养眼”
。
有点意思吧?广东话说“生猛”
,也有点意思吧?这些就是由外地作家引入普通话的方言词。
很多外地作家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韩少功:从世界范围来看,印度、菲律宾以及南非等地的很多作家也在这样丰富和改造着英语,使英语变得五花八门。
对于保存和发展文化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
但这种普通话的丰富和改造还是有限的,并不能取代方言。
有些陕西的、湖南的、江苏的、广东的笑话,还是无法翻译成普通话,一翻译就没有意思了,不好笑了。
可见语言中有些东西是不可译的,就像数学中的质数,与别的数没有公约数,无法进行通分。
在另一方面,对普通话的丰富和改造,一般也只发生在文学领域,包括口头文学与书写文学,对文学以外的领域作用很小。
就算有作用的舌,也是一个滞后和缓慢的过程。
现在有很多计算机翻译软件,翻译商务语言、政务语言、科技语言、旅游语言以及一般理论语言,大体还行,就是很难翻译文学。
用最好的软件来翻译文学,也不能省力,只能添乱,添大乱,任何一个文学翻译者都不会做这种傻事。
因为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具,更重要的是文化。
美国一个研究翻译机的专家说过广翻译机能翻译文字,但不能翻译文化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他这一句话,说明翻泽机只能适用于那种最大公约数式的语言,即工具性的语言,对于文化精微处的表达,帮不上多少忙。
这不是技术暂时过不过关的问题,是语言的文化性本身具有非逻辑、非公共的特点,与计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相冲突。
王尧:如果语言只是工具,翻译软件当然是可以行得通的。
语言不是这样简单的事情。
韩少功:以为语言都可以通过机器来翻译,是丁具主义、技术主义、理性主义的信念。
白话文运动以后,很多语言学家和语言政策专家都抱有这一种信念,即把语言看成一种纯粹工具。
王尧:在写作中的使用方言,其文化意义现在需要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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