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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大浪扑来，经济发展失衡和利益分配关系剧变，正在深刻重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失去了天主教这样的全球性宗教制约系统，也失去了冷战时两大阵营这样的全球性政治制约系统，指挥中心一个个失灵，大家各行其是，各行其是又都要有个说辞，于是利益纷争最可能一一披上“民族”
的战袍。
这时的“民族主义”
，不仅仅经常是名实相离，而且往往是重利而轻义，隐伏着阴谋和贪欲的暗流。
比如有些政客高扬“爱国”
或“爱族”
的旗帜，对同胞的贫困和灾难却视而不见，倒是把巨额私款偷偷存在国外，或是借战争以分军火商的红利，他们是真正地“爱国”
或者“爱族”
吗？又比如，某些群体在政客的蛊惑之下，己所不欲竟施于人，摆脱了异族的压迫之后，对内部更弱小的异族却又施霸道，阿尔及利亚内部的柏柏尔人，斯洛伐克内部的匈牙利人，就曾经有此悲剧。
这些更弱小的“民族”
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权益需要尊重和保护？
古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人依血缘、语言、习俗、宗教、地缘一类根据，从而产生这种或那种共同体的认同感，不是一件特别不可理解的事情。
我相信，安德森说民族有赖“想象”
，大概也不能判定“想象”
就是完全无中生有的虚构。
但无论过去和现在，人类对群体自身的认识，都不止“民族”
这一个剖面。
这种叙事在一时一地的适用，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更不意味着应该永远成为我们画地为牢的神咒，成为我们思想与情感的囚笼。
日本军国主义确实让人厌恶，但一个作恶的日本人，可能同时是一个男人、一个高个子、一个B型血者，为什么我们不会因此而牵怒和连坐所有的男人、高个子、B型血者，却独独要求所有的日本人为个别人的恶行承担罪责？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么？著名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DesmondMorris）就有过类似的疑问。
在每一条民族界线的那一边，其实都有我们熟悉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有普天下人同此心和心同此理的众多同类。
当代最精密的基因技术检测，也可证明他们与我们的差别，远远小于我们与动物的差别。
为什么我们平时可以善待一条狗、一只鸟、一只熊猫甚至一只老虎，可以为这种善待洋洋自得大吹大擂，有时却会对另一些同类的生命体怒目相视——乃至执刀相向？
频遭外敌侵凌的时候，中国人无可选择，需要民族主义的精神盾牌，以推进救国和强国的事业。
那么，当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大国舞台的时候，即便还无法进入民族消亡的融融乐园，但理性地看待民族差异，理性地化解民族矛盾，至少是不可回避的文明责任。
敬人者实为敬己，助人者实为助己，超越狭隘民族情绪和培养国际责任意识，实为当今日益重要的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文化和制度的资源，中国前人那种淡化民族和融合民族的历史实践，也许应该重新进入当代知识视野。
中国前人那种世界主义的“大同”
理想，也许有朝一日将重新复活，成为更多黑色头发之下的亲切面容，为这个民族主义喧嚣了数百年的世界，提供一种重新辨认和情意对接的明亮目光。
我们需要争取这样一种可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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