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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足适履，似乎并无充足理由。
另一个例子是:古代中国确有近似欧洲的采邑、藩镇、领主、封臣等“封建”
现象，但也有中央官僚集权漫长历史，有文明国家体制的早熟迹象，与欧洲的情况大有区别。
漠视这种区别，把大分裂的欧洲等同于大一统的中国，进而等同于集体村社制多见的印度和俄国，用一个大得没边的“封建主文子打发纷繁各异的千年人类史，打发宗族、帮会、教门、官僚等各种权力形态，也显得过于粗糙。
显然，“封建”
一词在多数情况下大而不当；谈“封建”
更不一定意味着到处颁发“封建主义”
。
一旦竖起主义大旗，有些问题倒可能让人越辩越晕，越辩越累，越辩越怒目相向，直到离真理更远。
主义之争，至少一大半是利少弊多。
据恩格斯说，马克思先后五次否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见诸中文版《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85页，第二十一卷541页附录，第三十七卷432页，第三十七卷446页，第二十二卷81页一看来马克思早已嗔出了主义的危险，不满思想的标签化。
邓小平多年前提出“不争论”
，也一定是有感于“姓社”
与“姓资”
的主义之辩不过是麻烦制造者，是妨碍大局的乱源。
这种闭嘴令，算是没办法的办法，是纸上主义都不够用和不合用的时候，舍名求实的一时方便。
两个主义已经够折腾人了。
如果把西方成千上万的主义都引入东土，从费边主义到萨特主义，从修正主义到保守主义，从货币主义到福利主义，从达达主义到天体主义……这些高分贝理论尖声一齐登场，诚然热闹，诚然让人开艰诚然让学者们业务兴隆并且接轨西方，但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来说，倒可能有多歧亡羊之虞。
更重要的是，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主义”
式的一刀切、一根筋、一条路走到黑，其本身有多少智慧可言？一种疗救社会的综合方案，随机应变和因势利导的全部实践智慧，如何能装人一两个单色标签里去？身边的事实是，如果中国人要市场但少一点“市场主义”
的狂热，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也许可以少走点弯路？如果美国人要资本但少一点“资本主义”
的偏执，他们也不至于对金融资本失去节制，一头栽进二。
。
八年的金融风暴吧？
“主义”
一次次成为制动闸失灵的思想，越出了正常的边界。
思想与文字的一体两面
近百年来，一批热衷于西学的中国新派精英确有革新之功，但谭嗣同、刘半农、钱玄同、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都曾力主废除汉字，甚至有人主张全民改说法语，差一点闹到了“凡中必反”
与“凡旧必弃”
的激进程度。
不过这一革新幸好夭折，使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下面的问题。
中国人以前不说“主义”
和“化”
，大概与所用的语言文字有关。
在论及人文话题时，中文少单词，多复词；少单义型单词，多兼义型复词，比如大国小家合之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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