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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吃饭时，听几个轻量级闲聊，知道葛水平没坐多少滑竿，反而给了抬夫每人五十元钱外加一盒好烟。
我们几个都心下惭愧，觉得比葛水平压迫人狠，却没拿钱赎赎罪，便也去买了烟，饮料及小费送给各自的抬夫。
刘醒龙的抬夫接钱时葛水平一再叮嘱说，你们千万别拿这钱赌博啊，留着给孩子买笔，买本，交学费！
受她触动，我把干粮与抬我的两人一同吃完，还觉心上有亏欠，便提议我们都反过来也抬一抬他们。
我踉踉跄跄地只抬几步，人家就连说算了算了，有人还为我抢拍了张照片。
这照片若是传出去，外界也许会说高尚什么的，其实除了葛水平，我们高尚个六哇，不过求得心理平衡作个样子而已。
所以与抬竿师傅分手时，我又和袒胸赤臂地他们在滑竿前合了个影。
我还记下了抬我那两位师傅的名字，一个叫吴双发，是三个儿子的父亲，另一个叫任宏发，是两个儿子的父亲。
记名字时我还想，不让孩子像葛水平嘱咐那样读书成才，他们怎么可能双发，又怎么可能宏发呀？吴双发和吴宏发以为，我记名字是准备给他们寄照片，便连连说我们丑得很，丑得很，不要寄了。
其实我也不是想给他们寄照片，就是觉得，这是此生我唯一坐于他们头顶上的两个人，我应该记住他们。
至于这个记住有什么意义，我当时没想，过后也没想清楚。
下山时，由于大家的要求，那些滑竿都被打发走了，只留下一副，以关照年大或体重者。
我属轻量级的，自信下山不会有问题了，所以中途冒风雨和几位年轻人爬上了陡得几乎七八十度角的金顶岩。
我是经过一番内心斗争后撵上去的。
我想，虽然徐贵祥、高凯、杨骏他们年轻，但他们属重量级的，他们等于比我多扛了三四十斤东西呢！
我下定决心时，他们大概已爬到山顶了，所以孤身一人爬到极险处，身边风雨交加，脚下深渊万丈，乱云飞渡，着实有些害怕了。
但是，退不得了，退比进更危险，只好用毛巾包了头，硬着头皮往上爬去。
真该感谢那些翻滚飞渡的乱云，是它们使我看不清深渊有多深，悬崖有多悬。
我的平时需靠药物维持的血压，在这风雨的悬崖上，一定在迅速增高，但那感觉要比坐滑竿好得多。
下险顶时，因是和年轻人一个挨着一个的，没有了一点紧张和恐惧，所以愉快而平安着陆。
我岁数毕竟名列前茅了，又跟年轻人爬了险顶，所以缓坡下山的路程，留下那一副滑竿便被张建团长嘱咐不时来跟着我。
这时天也晴了，风也停了，各色花儿又在阳光下燃烧和吐香了。
云也跟着要替你擦汗似的，大树小草长藤短枝都在雨后散放着诗意给你做伴，一个人慢慢走来何等好啊。
可那副滑竿，一会从前边等下来，说一定得抬我，被我花言巧语打发到后面之后，不一会儿又被后面打发上来，说我不坐他们就要挨批评。
看来我真的被年轻人看成是“老师”
了。
这老师二字，重音不在师字上。
同行这些年轻人，哪个不正在春风得意的势头上啊，正是需我引以为师的时候。
重音在那个老字，我已被滑竿认定为老者了。
但由于梵净山和葛水平一伙的感染，我就犟着坚决不坐了。
可其他人都比我小，都比我更有理由不坐，我只好被同情和怜悯着，象征性又坐了一小会儿。
一坐到人头上，心情真的就坏了。
当年红军黔东独立师在梵净山被困，深夜到土豪家抢粮，一人扛几十斤谷子爬山，回到师部所在地护国寺清点人数，一夜牺牲了18人！
18个肩扛谷袋子倒在山坡的红军啊，你们是不是倒在我们走的这条路上？和谷袋子一同倒下的烈士模模糊糊在眼前晃动。
不一会儿，梵净山的路变成了**中我自己当红卫兵时的长征路。
我们十几个红卫兵自发组成的长征队，背着行囊和油印机，从老家黑龙江日夜兼程往北京奔，去赶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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