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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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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汇报》是以被称为发明家A君的“我”
向一个一言不发、形同虚无的“首长同志”
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
这种方式来讲述的一篇心灵故事。
小说一开头就说：“我要告诉您一句我在心里憋了很久的话，这就是：我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思想汇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身在地狱而忍不住要向至高无上的、永不回答的“首长”
倾诉或“汇报”
，这本身就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张力。
“首长”
是什么人？他是艺术家（发明家A）所假定的一个唯一的读者。
艺术家的创作真正说来是不能考虑具体读者的，他只能是自己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
当他越是深入地进到自己内心隐秘的层次（地狱）时，他的读者也越来越少，因而他的目标实际上暗含着排斥一切读者的倾向。
然而，艺术作为艺术，又绝对不能没有任何读者，否则不成其为艺术。
这样，一个寻求自我的艺术家就不得不向着冥冥中的一个“首长”
、一个虚设的读者、一个唯一的“知人心者”
或上帝倾诉。
有了这个上帝，艺术家的一切创作才有了确定的形式，有了成形的艺术品，因为他可以用这个上帝的眼光和要求来规范自己、约束自己、鞭策自己搞出更好的、更高级的作品来；但另一方面，这个上帝又是他自己的一个虚设，一种虚无，绝不会对他的创作发出指示、做出评价，而是给他的自由创造留下了无限的空间。
作者和读者的这种既排斥又不得不假定的关系，就是现代艺术的一般特点。
因而，“我”
向虚设的读者的这一场冗长的“汇报”
，实际上可以看作一场“无中生有”
的创造。
这种创造面对无人之境，面对一个无人接听的话筒，并正因为如此而能滔滔不绝、为所欲为。
但这又绝不是一场纯粹的“独白”
，而是通篇贯穿着对话的语境。
就是说，抛出去的话语在“首长”
那里有一个无形的反弹，尽管这一反弹表现在说话者的自问自答中。
正如巴赫金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时指出的：
“地下室人”
的自白，首先令人惊异的是高度的紧张的内心对话化：其中简直没有一个是坚固的、独白式的、不可分解的词句。
主人公的语言从第一句话开始，就在预料中的他人的话的影响下变形、扭曲，主人公从一开始便与他人发生了尖锐的内心的争论。
“我是个有病的人……我是个凶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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