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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是为了阻止那些农民的暴力行为，因为粗鲁的举止和鲁莽性格是他们的天然倾向。
此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办法去抑制这些无知、粗鲁又愤怒的人群。
这就是省议会中的贵族们允许他们自己被讨论的方式，也是那些占据议会一半人数的第三等级的成员们在公开文件中讨论普通百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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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层面上，所有公共生活的消亡状况已经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一条从曼恩到诺曼底的道路无法通行，应该要求谁去维修它呢？
是由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图莱纳教区修，还是看诺曼底省和曼恩省之中，谁在牲畜贸易上更依赖这条道路？还是该由那些因为这糟糕路况而损失最严重的地区呢？这些教区、省、区都没有表示出任何想修理的意图。
使用这条道路并且因此陷入困境的商人们，必须使中央政府意识到他们的处境。
他们写信给巴黎的总审计长，请他对他们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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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省份中，租金和会费或轻或重的重要性
蒂尔戈曾在他的著作中说道：“我应当指出，在大多数的富裕省份之中，比如诺曼底、皮卡第地区和巴黎地区，这些种类的会费是另一个级别的数字。
在这些地区，财富主要是由土地自身的出产组成的，因为这里地产主的计划是将大型农场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可观的租金。
领主最大的那块地产的租金只占领主租金中一个十分适度的份额，这种支付通常只是被当做一种尊重。
而在不是很富裕的省份中，那些农业政策不同的地区，领主和贵族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土地。
他们继承的土地已经被广泛地分割，却承受着十分沉重的实物租金负担，这个负担需要所有承租人共同承受。
这些租金常常将这片土地的大多数出产吞噬，几乎地产主的全部收入就来源于这笔资金。
共同商讨事务，发挥了反对种姓的作用。
农协会18世纪的文件很少，但从中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共同利益的共同商讨发挥了反对种姓的作用。
这些会议召开于旧制度的全盛时期，具体说来就是大革命爆发前30年，会议中只讨论了理论方面的问题，要想对各阶级都有兴趣并且可以一块儿讨论的各类问题展开讨论，以理论问题作为切入点是唯一的选择。
即便是这样，即便商讨的只是管理和农业的话题，但大家还是马上感受到了不同的人在相互靠拢、融合，意识到不享有特权和享有特权的人心中都萌生了进行理智改革的思想。
旧制度时期的政府永远只会在自己身上寻找力量，永远致力于分裂民众，在我看来，这样的政府在世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大革命期间，法国境内那些荒诞、滑稽的不平等之所以一直存在，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政府；对自治再轻微不过的触碰都会让该政府产生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如若不然，它便只能迎来被毁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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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省份的自由跟人们的风俗习惯和记忆是一体的，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专制制度的出现却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就算不是整个民族都享有自由，各个省份的自由也可以在这段时期存续一段日子；不过，千万不要持有这样一种荒唐的观点：即使普遍自由权消失了，地方自由权也依然能被随意创造，甚或长久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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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戈在给国王的一份奏章中概括了贵族的税务特权真正适用的范围，他概括的方式在我看来简直再准确不过了：
“1.拥有一块四犁[2]地大小的农场，在巴黎周边地区一般要缴纳2000法郎的人头税，但享有特权者可以免交这笔税。
“2.享有特权者不用为森林、牧场、葡萄园、水塘缴纳任何税，也不用为城堡四周的土地纳税，无论这些土地的面积是大还是小。
在某些地区，牧场或是葡萄园是主要的农产品出产地，若这些土地的所有者是贵族，那么相关的征税便由缴纳军役赋税的人承担，贵族不必为此付出一分一毫；后者确实能为贵族带来不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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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中对于特权阶级的间接关照：即使共同交税的地方，征收时也有所区别
蒂尔戈专门对此做了介绍，通过对他著作文件的阅读，我相信他是正确的：
在人头税的征收上，特权阶层享受了非常巨大的优势。
人头税本质上是一个任意性极高的税种。
因为覆盖了全体公民，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盲目性。
人头税被认为是一个很简便易行的地毯式征收的基础税种。
创建这个特殊税种的特权阶层，完全有能力在纳税的同时顾全自己；而那些低收入者，作为人头税的主要来源，则没有人帮他们说话。
对于特权阶层来说，人头税的税金在各省逐渐减少，甚至少到了不合理的额度；但这样的税金额度对于后者，也就是低收入者而言，几乎等于他们的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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