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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形成看法的时候，我们通常不认为运用理性就是在行使自由。
因为，我们通常不能像控制自己的行为一样控制看法的形成。
当我确信自己正坐在书房里，确信周围摆满了书、桌子和椅子；当我确信在我的书房之外，是一座生活着数百万人的城市，虽然他们在我的视听范围之外——这些看法和认知，都是我对理性的完美运用。
我形成的这些看法和认知，完全基于我目前的经历，以及我对过去的记忆，因此是完全理性的。
但是，对于这些看法和认知的形成，我是没法控制的。
我知道房间里有椅子，知道外面生活着数百万人——这一认知不是我所能左右的。
是我的理性能力让我有了这一认知。
我的理性能力让我知道这些都是事实，这是我无法改变的。
就看法和认知而言，自由与理性完全是两回事，这种自由——指鹿为马、混淆是非的自由——是我的理性所不允许的。
这表明我们不能把自由与理性等同起来，甚至不能把自由和与行为相关的特定理性等同起来。
如果在涉及认知时，理性不允许我们有“指鹿为马”
的自由，那么，在涉及行动的时候，理性怎么可能等同于自由呢？
有时候人们声称，在理论理性（关乎认知）与实践理性（关乎行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理论理性总是主张我们对特定事件的认知是确定的。
关于我们是否应该形成认知，以及应该形成怎样的认知，理性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举个例子，比如关于房间里有四把椅子这一论断，只有两种情形：要么有证据证明这一论断是事实，在此情况下，理性会让我们接受这一论断；要么有证据证明这一论断不是事实，在此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接受这一论断。
如果证据都不明确，由于理性，我们也会形成明确的思维，即理性会让我们保持怀疑。
在实际情形中，事实可能是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都一样好，或者至少我们不清楚哪种行动更好一些。
在此情形下，我们究竟应该采取哪一种行动，理性就不再是说一不二的了。
虽然对任何一件事情而言，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理论上只有一种选择（相信、不相信或怀疑）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其他可供选择的行动往往也同样是合理的。
但是，这还不足以阐明在实际情形中理性如何会等同于自由。
其实原因很清楚。
我们认为人有行动自由的看法，并不局限于实践理性让其他选择变得无关紧要的情况。
我们还认为，即使在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一样具有局限性和确定性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有行动自由的。
即使在所有信息都明确地表明某一特定行为是最佳选择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点，即我们仍然认为自己可以自由地采取其他行动。
固然，理性可以让我们知道应该吃药，理性也让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房间之外是整座城市。
但是，虽然理性可以让我们形成合乎情理的认知，但它并不能让我们必然地采取合乎情理的行动。
虽然我们有理性，但我们仍然会违背自己的理性，“自由”
地采取不理性的行动。
不幸的是，人类有时就是这样不听从理性的指挥。
虽然我们相信，服用难以下咽的药物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们仍然会行使不服药的自由。
因为觉得这药太难以下咽了，我们会自由地选择不吃药，即使我们明确知道吃药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认知，可是我们却能左右自己的行为，包括在理性清楚地告知自己应当如何行事的情况下。
自由和非理性
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想把自由与理性等同起来，或至少把自由与实践理性（与行动相关的理性）等同起来。
但是，自由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可能并没有这么紧密。
也许，自由与理性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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