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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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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始于这种文字刚刚被遗忘之时。
最后的圣书体铭文来自公元394年狄奥多西大帝统治时期的菲莱神庙。
到访埃及的希腊作家，如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斯塔拉波（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以及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约公元前40年）都将圣书体字符描述为一种难以理解的图画文字。
公元4世纪，一位名叫赫拉波龙的希腊化时期的埃及人对埃及文字进行了一次考察，并出版了著作《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其中包含200个文字符号的词汇表和他对符号意义的解读。
这部作品本身早已失传，而破译象形文字的突破口直到1415年才重新出现。
1415年，意大利神父克里斯托弗罗·布翁德尔蒙蒂在安德罗斯岛得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手稿，这为文艺复兴时期解读圣书体文字奠定了基础。
按照赫拉波龙的观点，每一个符号都有其象征意义：有露水滴落的天空是“教育”
的意思，狮子的前半身是“力量”
的意思，而猫头鹰则代表对葡萄酒丰产的预知。
他未能考虑到符号的表音系统，并且给出了一些全凭想象的解释。
比如，秃鹫符号的意思是“母亲”
，因为秃鹫只有雌性，不借助雄性也能繁殖后代。
在埃及语中，秃鹫符号的确能表达“母亲”
之意，但原因在于秃鹫符号的发音“mwt”
与“母亲”
一词的发音相同。
此外，象形文字符号也被认为有着故事和哲学层面的寓意，其中深藏着打开古代秘密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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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阿塔纳斯·柯雪在他的《埃及的俄狄浦斯》（OedipusAegyptiacus，约1650）一书中迈出了重新探索象形文字含义的第一步。
柯雪是罗马的一名数学教授，他对科学与语言文字抱有兴趣。
他研究了欧洲的科普特语手稿，编写了一部科普特语法书，并首次意识到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直系后裔。
然而他也走了弯路，仅凭对象征意义的推测来翻译象形文字。
1799年，拿破仑的法国学者们在罗塞塔发现了一块神庙石碑的一部分。
罗塞塔石碑上刻有一道托勒密五世的教令，它可能曾于公元前196年矗立在塞伊思的一座大神庙中。
现存的这部分花岗岩残碑上刻有教令，该教令用以保证赐予埃及神庙土地与捐赠，但这座石碑的关键点在于它刻着同一篇文本的三语对照版：埃及圣书体、埃及世俗体与希腊语。
学者们马上意识到了这个石碑对破译象形文字的重要性，旋即开始尝试破译上面的铭文。
作为拿破仑战利品的一部分，罗塞塔石碑被交给了英国，但石碑上的铭文在这之前已经被复制了多份，并随后传送到了世界各地。
随着文字背后各种语言规则的发现，破译的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
以事后的眼光看，破译过程虽看似一步紧跟一步地推进，但实际上往往在一位学者灵感突现（正如柯雪那样）的同时还沿用着其他错误的假设。
因此，就像任何一种密码的破译一样，最后的成功取决于从诸多的排列组合中找出那个正确的组合方式。
图17 公元前238年的卡诺普斯教令。
这是一块完整的石碑，刻有同一文本的三语对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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