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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释的那天，在法庭等着办手续，律师跟我聊天说，有不少陌生人打电话到律师事务所，说愿意用自己的财产为我担保，即使他们根本不认识我，甚至他们不知道我，但是他们知道华为，他们认可华为，所以他们也愿意相信我。
我的律师说，他从业四十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样愿意为陌生人担保的事。
听着律师的这番话，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么多愿意相信我、信任我的陌生人。
日本福岛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部，参加为期一周的Workshop（研习会），正为是否启动IFS（IedFinansformation，集成财务转型）变革，以及IFS变革的范围，与IBM资深财务专家进行最后一轮详细沟通。
那个时候，公司刚刚决定将所有的应急预案交给财经组织来负责，包括战争、瘟疫、动乱、地震等突发事件，由财经组织与业务团队共同制定各种场景下的应急预案，平日里组织演练，以便灾难发生时能够迅速启动预案，公司各个部门也能按照预案的设计快速集结、快速响应。
因为我在美国确实走不开，所以让孙总一个人去了趟日本。
从美国回来后，把我们在美国Workshop的收获，组织财务的同事们进行分享和讨论，大家达成基本共识，形成可以与IBM沟通的财经变革的思路后，我就订机票去了东京，到日本代表处去跟大家开会，讨论灾后重建的工作安排，包括客户网络的抢修，以及我们自己的日常运营。
在我去日本之前，公司的应急工作组已经成立，孙总也刚从日本回来，也没有什么太多需要我做的事情，我就是跟日本代表处把震后两周的工作再次梳理了一下，跟大家在一起把工作顺序核对了一下，自己也记了很多笔记。
日本地震，是财经组织第一次接触危机预案的设计及实施，虽然在那次日本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中，我们的不少环节在协作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障碍，但帮我们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几年之后的尼泊尔地震，我们的危机预案完全能够及时和充分地支撑着灾后重建工作，也得到了尼泊尔客户的高度赞扬。
这次经历，我很少提起，也没什么可自豪的，只是我的分内工作而已。
好人终有好报，没想到，八年之后，这份回报以一个普通日本人的来信展现在我面前，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无比的自豪与宽慰。
自豪，是因为在那种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我踏上了去日本的航班，勇敢不是因为不害怕，而是心中坚守的信念；宽慰，是因为上苍始终能看到我们的努力，也从不忽略我们付出的努力。
（8）
媒体报道称，东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北京时间13时46分），西太平洋国际海域发生里氏9.0级特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8.1度，东经142.6度，震源深度约10千米。
此次特大地震，引发超强海啸，浪高最大为23米，整个日本东部地区受灾惨重。
与此同时，由地震引发的核泄漏劫难接踵而至。
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日本警察厅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3月30日上午，日本受灾的12个都道县确认遇难人数为11232人，警方接到家属报失踪人数为16361人，共计27593人。
面对如此灾难，如同信中所言，其他公司（爱立信、诺基亚）都在撤退、逃离。
然而，恢复通信已经刻不容缓。
在余震、海啸，尤其是福岛核泄漏的威胁下，华为的工程师仍然展现了服务到底的、“以客户为中心”
的精神，不仅没有因为福岛核泄漏撤离，相反还加派工程师，在短短的一天内，就协助软银、E-mobile等客户抢通了300多个基站。
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孟晚舟讲道：“2011年，日本发生9.0级地震，引发福岛核泄漏。
当别的电信设备供应商的人员撤离日本时，华为的人员选择了留下来。
地震一周后，我乘坐飞机前往日本，整个航班连我在内只有两名乘客。
在代表处开会，余震刚来时，大家脸色刹变，到后面就习以为常了。
与此同时，华为的工程师穿着防护服，走向福岛，抢修通信设备。
勇敢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心中有信念。”
当其他通信公司的人员都在逃离时，孟晚舟却逆向地奔赴日本。
在当时，航班上的一位日籍乘客问孟晚舟是不是乘错航班了，经过机组人员的反复确认无误后，航班才起飞。
大地震后，不仅孟晚舟，时任华为董事长的孙亚芳也率队赶赴日本，一方面安抚仍然坚守岗位、抢修通信设备的华为代表处员工，另一方面也践行“以客户为中心”
的价值观。
2011年4月3日，一位名叫张亮的华为员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大家又以正常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对家人也是百般安慰：‘妈，我已经转移到大阪了，瞧，这是我的新房间。
’一位同事在东京换了个住处，以此安慰年迈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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