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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这样。
同是一个事物，看的角度不同，可以正邪迥异。
同样一件事情，做的心态不同，也势必佛魔殊分。
求“术”
和求“道”
都可以成佛，也都可以入魔，差别仅在一念，迷悟由人，自我立法，寸心所知。
佛说“方便多门”
，其实迷妄亦多门。
佛从来不能教给人们一定之规——决不像傻瓜照相机的说明书一样，越来越简单，一看便知，照做就行。
世界上最精微、最圆通、最接近终极的哲学，往往是最缺乏操作定规且最容易用错的哲学，一旦让它从经院走人社会，风险总是影随着公益，令有识之士感情非常复杂。
而且从根本上说，连谈一谈它都是让人踌躇的。
精神几乎不应是一种什么观念什么理论，更不是一些什么术语——不管是用佛学的符号系统，还是用其他宗教的符号系统。
这些充其量只是谈论精神时一些临时借口，无须固守和留恋，无须有什么仇异和独尊，否则就必是来路不正居心不端。
禅宗是明白“观念非精神”
这一点的，所以从来慎言，在重视观念的同时，又不把观念革新之类壮举太当回事。
所谓“不立文字”
，所谓“随说随扫”
，所谓“说出来的不是禅”
，都是保持对语言和观念的超越态度。
《金刚经》警示后人:谁要以为我说了法，便是谤我。
《五灯会元》中的佛对阿难说:我说的每一字都是法，我说的每一字都不是法。
而药山禅师则干脆在开坛说法时一字不说，只是沉默。
他们都深明言语的局限，都明白理智一旦想接近终点就不得不中断和销毁，这实在使人痛苦。
但不可言的佛毕竟一直被言着，而且不同程度地逐渐渗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个细胞。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一轮新的佛学热在中国知识界出现，倾心或关注佛学的文化人，是一长串触目的名单: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章太炎、欧阳竟无、杨度……一时卷帙浩繁，同道峰起，髙论盈庭，这种鼎盛非常的景观直到后来“神镜（照相机）”
和“自来火（电）”
所代表的现代化浪潮排空而来，直到后来内乱外侮的烽烟在地平线上隆隆升起，才悄然止息。
一下就沉寂了将近百年。
又一个世纪之交悄悄来临了。
何士光承接先学，志在传灯，以《如是我闻》凡三十多万字，经历了一次直指人心的勇敢长旅。
其中不论是明心启智的创识，还是一些尚可补充和商讨的空间，都使我兴趣生焉。
我与何士光在北京见过面，但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
我只知道他是小说家，贵州人，似乎住在远方一座青砖楼房里。
我知道那里多石头，也多雨。
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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