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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林徽因与谢冰心关于“太太客厅”
的心结，并非空穴来风。
除了冰心外，林徽因与另一位极有才华的女作家凌叔华的关系也十分微妙。
凌叔华出身名门，是“五四”
时期众多走出闺门，接受新思想，以新眼光审视周遭世界的女作家之一。
20世纪20年代，凌叔华对于那些遭逢社会变革的传统女性的命运，有着女性独特的洞察力。
创作的《花之寺》《绣枕》等小说引起文坛瞩目。
这些小说以独具一格、细腻别致的笔触，深入到中国传统女性的内心深处，反映了封建大家庭中备受压抑的女**，在当时颇有影响。
徐志摩曾经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儿”
。
后来，她与《现代评论》的主编陈源结婚，并于1947年移居欧洲。
由于那桩众人皆知的“八宝箱”
公案，她与林徽因的关系变得很敏感。
人们至今也不明白，凌叔华为什么不愿将《康桥日记》完整无缺地交给林徽因。
乃至林徽因去世多年，凌叔华本人也已芳华不再，她对那桩公案仍然耿耿于怀。
她在致陈从周的信中抱怨：“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
但是对于日记的残缺原因，她却只字未提。
究竟是什么让她如此心存芥蒂，是出自她对徐志摩的感情，还是对林徽因的嫉妒心理？
林徽因不只是和当时一些女性作家心存芥蒂，和亲戚里的一些女性也相处不太和谐。
梁启超夫人李蕙仙是前清礼部尚书的堂妹，这位大家闺秀年长梁启超四岁，遇事果断，意志坚决，在梁家说话举足轻重。
前面曾经提到，梁思成遇车祸受伤后，未进门的林徽因照顾梁思成时没有男女之防的观念，显得那么无所顾忌。
更何况，林徽因与徐志摩的关系曾弄得满城风雨，闹得人家要为她离婚。
李蕙仙对此很看不顺眼，担心老实厚道的儿子将来会受委屈，不太赞成这门亲事。
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对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事耿耿于怀。
虽然梁启超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一封信中说：“徽因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老夫眼力不错吧。
徽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
但是，李蕙仙身为母亲，为儿子挑媳妇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
她知道，林徽因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她不拘一格的真性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真诚直接的感情方式，都注定是老实厚道的梁思成无法驾驭的。
不过，李蕙仙与林徽因到底是两个时代的人，无法完全理解。
客观来讲，李蕙仙当年的忧心不无道理。
林徽因的情感世界是很丰富的，个性也有些锋芒，远远超出了传统观念容许的范围。
徐志摩对她热烈追求，金岳霖一生“逐林而居”
，确实对梁林婚姻家庭的稳定构成了挑战。
但最关键的是，林徽因虽然追求诗意浪漫，但骨子里却很清醒很理智。
她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其实是严肃的，也是非常理性的。
她爱梁思成，对丈夫、对家庭、对子女也是负责任的。
所以，梁思成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说：我要用一生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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