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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曾是出身名门的大小姐，曾是“太太客厅”
里的宠儿，但此时的林徽因却丝毫没有娇小姐习气。
可以想象，经历了人生的诸多磨难，经历了家国沦丧和流离失所，林徽因的心智和性情早已历练得成熟而坚强。
那个向往浪漫生活的、不知愁滋味的林徽因，已经永远地留在了过去的岁月。
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灰心丧气，她开始以一种超然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困顿和苦难。
两间简陋的房子，她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窗户是用粉白连史纸糊过的。
窗台上的玻璃瓶里，经常插着她从田野里采来的各种鲜花。
她说：“我认定了生活本身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
她在一封1941年写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思成是个慢性子，一次只愿意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
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抵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
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
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
文字间显出了自我调侃的幽默感，姿态优雅而从容。
家庭生活给林徽因的心灵带来一种安恬和温暖，她曾写道：“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姓黄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
身体稍微恢复，林徽因便又开始了简单和忙碌的生活。
梁思成在给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这样描述：“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
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那时，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每日伴随他们的是臭虫和油灯。
就是在这样几乎是原始穴居状态的生存条件下，他们夫妇俩接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编写《中国建筑史》。
林徽因的书案上、病榻前堆积起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
她承担了《中国建筑史》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这一章是全书的主干。
那时，林徽因经常咳血，却在写作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慰，在写作时便进入忘我的境界。
林徽因写作时，梁思成常常在挑灯彻夜绘图，因为脊柱严重受损，他俯身在画板上时经常要用一个小花瓶支住下颌，以减轻头部对脊柱的拉抻。
费慰梅回忆说：“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
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费正清和费慰梅了解到梁氏夫妇在李庄的困境后，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婉言谢绝了。
他们给费正清夫妇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
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绝不只是空洞地说一说，他们内心确实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1944年11月，日军攻陷桂林，一路北进，有直扑四川之势，李庄地区人心惶惶，梁氏夫妇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儿子梁从诫后来曾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
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儿子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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