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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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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
委员兼工程师，梁思成兼副主任。
夫妇二人对未来首都北京的建设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们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欲给后人留下一个“活着的博物馆”
。
林徽因对北京这座古城充满了深深的热爱，视同自己的家园。
她曾兴致勃勃地向学生介绍北京的历史，如数家珍：“北京城几乎完全是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
正如林徽因所说，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多年的建都史。
北京城墙和城门，是元、明、清等朝代在北京立都所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把北京建成一座四四方方的棋盘式都城，每一段城墙间建一道城门，城门与城门之间以大道相连，所有的街道呈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以致走在北京大街，踩着枯黄圆小的榆树落叶，使人觉得马路又宽又直又长。
人们常说城市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无声的史诗”
。
事实上，整个北京古城都是一部气势恢宏、格调凝重古朴的史诗般建筑群。
北京的故宫，就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
故宫布局严整统一，形体雄壮典丽，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建筑的独特风格。
故宫建筑群是在一条由南向北的中轴线上展开的。
从天安门入端门，到午门，一个门洞套着一个门洞，层层推进，这种笔直幽深的空间变化产生一种神秘而严肃的气氛。
一过午门，顿觉开朗，再过太和门，空间更加开阔。
这突然出现的占地2.5公顷的空间，给正面耸立在汉白玉台基上的太和殿（即金銮殿），增添了一种宏大壮丽而又肃穆森然的气势，使人从精神上感到一种威慑和震惊。
从天安门到太和殿，地平标高度逐渐上升，建筑物形体越来越大，庭院面积逐渐开阔，这些逐步展开的空间变化如同乐曲中的渐强音，充分烘托了太和殿这个辉煌的**。
梁思成和林徽因合著的《平郊建筑杂录》中说：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遗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筑……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为了保护北京古城原有面貌，梁思成与陈占祥曾提出把行政中心放到北京西郊，这里与老城相距不远，在此建设可免去老城区大规模的拆迁安置，从而避免了费时、费力、毁损文物、劳民伤财，也为将来的发展预留出储备空间，同时还预防了城内上班城外居住所带来的交通压力。
城墙内的老北京则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加以保护和修缮，如此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
。
这就是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
这是一份具有超前文化眼光的城市建设方案，其中所包含的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
它的真正意义在四五十年后才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到。
可惜，当时的人们是无法顾及的。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
古朴雄伟的明清城墙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大部分城砖被用作修房子、铺道路、砌厕所、建防空洞。
这对于梁思成、林徽因来说无疑是一场痛心疾首的悲剧。
梁思成痛苦地说：“拆掉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
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梁思成上书周恩来、聂荣臻，并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眼看着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建筑没有毁于战争，却要在和平时期被拆毁，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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