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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完全说是很穷的穷孩子，但是，我们和城市的孩子比起来，认识确实太孤陋寡闻了。”
不过，随着家里的孩子日渐增多，生活就变得捉襟见肘，任摩逊最小的儿子1956年出生，整整比任正非小十二岁。
那时，任摩逊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教育上，家里的担子只有程远昭一个人扛。
虽然如此，她却从不抱怨，朴实善良、性格开朗的她成了这个九口之家的顶梁柱。
根据大头的观察，一个家族中，妈妈的素质往往决定了后代的命运，前有孟母三迁，后有岳母刺字，都雄辩地证明了娶妻娶贤的重要性，程远昭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妻子、伟大的母亲。
当时，程远昭最大的使命就是保证一家人活下去，她总是把其他人照顾周全了才顾得上自己，平日里张罗着家人吃上饭，她自己便开始拾掇灶台，等活计都干完，家人又都吃完了饭，她又得开始忙前忙后收拾，吃不上饭成了常有的事。
程远昭身上融合了中国传统女性和知识女性的优良品质，她勤劳、耐苦、慈爱，生完孩子当天就下地做饭，忍饥挨饿时而有之，同时她也上进、努力、不服输，在教学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全家人活下去……她的这些特质深刻影响着年幼的任正非，是他不服输、开朗个性的源头。
“好父母胜过好老师”
，诚不我欺。
生活艰辛，可无论怎样煎熬，任摩逊夫妇从不多吃一口粮食，他们家那时就已经很“时髦”
，实行“分餐制”
，但不是为了避免传染疾病和远离病毒，而是共餐这种模式下，大孩子会多吃，年龄小的孩子吃得少，因为粮食总量不够，就会有人饿死。
他们给每个孩子定量，不能争抢，这样尽管大家都忍饥挨饿，但保证了没有一个孩子饿死，这样“残酷”
的规则，保证了家族的完整性，而程远昭那份本就不多的口粮经常出现在饥肠辘辘的孩子的碗里。
“我从小到大，最大的记忆就是吃不饱，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想吃一个馒头。
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想是不是有个馒头吃，并不是追求好好学习，将来有什么发展机会……”
许多年以后，任正非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的时候，如是说。
这段难忘的岁月，让任正非初尝了人生艰辛的一面。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任正非一家的情况更加窘迫，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章里是这样描述那段艰难岁月的：
……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
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
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
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
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
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
如果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
这句话的含义。
高三快高考时，我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
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个月，妈妈经常在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
1963年，任正非凭借顽强的意志，以中上的成绩考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2000年，该校被并入重庆大学），不得不说，在那个动**的时代，这是命运给予他最好的礼物，它开启了任正非后来的人生所有可能。
进入大学，任正非决心不辜负父母的苦心，学习十分刻苦。
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大学毕业之后参加工作，能赚钱孝敬父母，家里的生活会慢慢变好。
可是没想到，就在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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