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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完全说是很穷的穷孩子,但是,我们和城市的孩子比起来,认识确实太孤陋寡闻了。”
不过,随着家里的孩子日渐增多,生活就变得捉襟见肘,任摩逊最小的儿子1956年出生,整整比任正非小十二岁。
那时,任摩逊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教育上,家里的担子只有程远昭一个人扛。
虽然如此,她却从不抱怨,朴实善良、性格开朗的她成了这个九口之家的顶梁柱。
根据大头的观察,一个家族中,妈妈的素质往往决定了后代的命运,前有孟母三迁,后有岳母刺字,都雄辩地证明了娶妻娶贤的重要性,程远昭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妻子、伟大的母亲。
当时,程远昭最大的使命就是保证一家人活下去,她总是把其他人照顾周全了才顾得上自己,平日里张罗着家人吃上饭,她自己便开始拾掇灶台,等活计都干完,家人又都吃完了饭,她又得开始忙前忙后收拾,吃不上饭成了常有的事。
程远昭身上融合了中国传统女性和知识女性的优良品质,她勤劳、耐苦、慈爱,生完孩子当天就下地做饭,忍饥挨饿时而有之,同时她也上进、努力、不服输,在教学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全家人活下去……她的这些特质深刻影响着年幼的任正非,是他不服输、开朗个性的源头。
“好父母胜过好老师”
,诚不我欺。
生活艰辛,可无论怎样煎熬,任摩逊夫妇从不多吃一口粮食,他们家那时就已经很“时髦”
,实行“分餐制”
,但不是为了避免传染疾病和远离病毒,而是共餐这种模式下,大孩子会多吃,年龄小的孩子吃得少,因为粮食总量不够,就会有人饿死。
他们给每个孩子定量,不能争抢,这样尽管大家都忍饥挨饿,但保证了没有一个孩子饿死,这样“残酷”
的规则,保证了家族的完整性,而程远昭那份本就不多的口粮经常出现在饥肠辘辘的孩子的碗里。
“我从小到大,最大的记忆就是吃不饱,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想吃一个馒头。
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想是不是有个馒头吃,并不是追求好好学习,将来有什么发展机会……”
许多年以后,任正非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的时候,如是说。
这段难忘的岁月,让任正非初尝了人生艰辛的一面。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任正非一家的情况更加窘迫,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章里是这样描述那段艰难岁月的:
……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
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
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
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
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
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
如果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
这句话的含义。
高三快高考时,我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
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个月,妈妈经常在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
1963年,任正非凭借顽强的意志,以中上的成绩考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2000年,该校被并入重庆大学),不得不说,在那个动**的时代,这是命运给予他最好的礼物,它开启了任正非后来的人生所有可能。
进入大学,任正非决心不辜负父母的苦心,学习十分刻苦。
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大学毕业之后参加工作,能赚钱孝敬父母,家里的生活会慢慢变好。
可是没想到,就在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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