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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首都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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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课题，也是一个多年未解的课题。
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地区有京津冀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它们的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比肩，但偏偏就是京津在区域合作发展上落在后头。
上海之于长三角、广州之于珠三角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
效能，而北京对于环渤海则是“负拉动”
——从该地区抽取资源与资金，却没有反哺该区域经济。
“环渤海经济区”
概念肇始于1986年，当时即设立了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后改名为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被认为是京津冀地区最正式的区域合作机制。
但这个类似地方政府自组织的沟通平台，很难真正解决行政藩篱所带来的难题。
相距百余公里的京津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在竞争与较量中日渐抵消。
这两个城市都沉迷于各自的发展规划中不能自拔，都制定了激动人心的指标体系。
这些各自为政的规划很少能够从区域发展的层面审视城市发展，无法以整体观念解决地区问题。
北京从一个消费城市变成了一个大而全的工业城市，而后又转而定位为一个消费城市。
19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之下，北京首先对城市性质进行了彻底的革命——把一个工人阶级仅占百分之四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业城市。
直到1993年，北京的城市性质才被明确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
。
到了2010年，这一目标正式变成了世界城市。
然而，这一反复的过程几乎花掉六十年的时间，而且从观念上要再将北京从内聚型转向辐射型可能还要更长的时间。
功能高度聚集，随之而来的膨胀不是从城市层面的规划就能解决的问题。
因此我们看到一再强调不要摊大饼的同时却不由自主地从二环三环到五环六环，再往外要修建的七环就已经到了廊坊的地盘上。
天津何尝不是如此。
本来与北京相比，天津有很明显的错位竞争优势。
如果北京突出国家首都、文化名城、国际城市的优势，天津突出经济、港口优势，组合起来，每个城市未来都是2000多万人口，再加上周边地区人口，规模可以达到一亿，这将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城市综合体。
这个世界级城市群的主轴是京津塘发展带——从北京向西南，经廊坊至天津，沿着海河延伸，通过中心城区到滨海新区，再延至港口。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天津发展的中心不是拥抱北京，而是转而面向海洋。
倾城之力打造出2200平方公里的滨海新区发展成绩斐然，使得天津成为一个以国际港为中心，以自由贸易区为基础的海港城市，具备辐射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的能力。
然而，相比起京津轴的吸引力，津滨轴无疑难以激起世界级城市的构想。
2001年，清华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应建设部的委托，集两百多名专家之力，耗时共两年多，提出新的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成果——《大北京地区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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