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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人用的是他们的“百姓兵”
或民兵，这些农民没有军饷，却有着高度的忠诚，他们摆起密集的长矛方阵（刺猬阵，s），在突袭英格兰军队之前，先消灭了敌人的骑兵。
这场战役的直接结果就是驻扎在斯特灵城堡的英格兰卫戍部队投降。
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便可知道，这场战役是重大的转折点：爱德华的设想依旧存在，但它们不可能实现了。
与此相反，布鲁斯以他的胜利和政治技巧铸造了一个苏格兰民族。
布鲁斯身上的各种美德让他能够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但他又是一个分裂的贵族阶级中的一个分裂性的人物，也是一个暴力的、追逐私利的人。
不久后，曾在著名的《阿布罗斯宣言》（DeofArbroath，1320）中表示坚决支持布鲁斯的贵族，马上就起来造反了。
《阿布罗斯宣言》被认为是缔造苏格兰民族的里程碑，它寻求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支持，呼吁教皇将一位独立统治者的加冕合法化，并宣称：“只要我们还有100人，我们就决不会屈服于英格兰的统治。
我们不是为荣耀、财富或荣誉而战，我们是为自由而战……”
不过，布鲁斯（罗伯特一世）很聪明，他将他的王朝和独立民族的理想联系起来，和贵族、平民的支持关联起来，并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新君主国，以此作为随后苏格兰身份认同的重心。
表面上看，班诺克本战役并没有带来什么长远的影响，因为英格兰的干涉还在继续，引起了两地持久的猜疑之心。
但长远看来，班诺克本战役不仅是苏格兰和英格兰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还是不列颠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因为它标志着在不列颠没有实现“超级统治权”
的可能。
考虑到中世纪（英格兰）对不列颠群岛其他地方三心二意、并不彻底的征服，苏格兰令人震惊的胜利可能是件好事。
英格兰人控制下的爱尔兰和威尔士要感谢12世纪以来盎格鲁-诺曼贵族所带来的“个人进取精神”
（privateenterprise）的侵略。
威尔士的悬念在16世纪最终确定[1]，但爱尔兰从来没有，两地的土著居民都惨遭种族隔离。
自10世纪以来，对苏格兰的政策必然来自英格兰国王，因为没有一个贵族能强大到征服一个如此多样、如此分裂（又如此强大）的国家。
班诺克本战役清楚地表明，即便英格兰国王的雄心再大，也是有局限的，这场战役是塑造独立苏格兰的里程碑。
缔造苏格兰：从独立到联合
尽管《阿布罗斯宣言》显然有着永恒的诉求，但它还是一份专门请求基督教最高权威教皇承认一个独立王国的请愿书。
这份宣言表达了教士和俗人的愿望，描述了教会在苏格兰和欧洲境内的重要政治意义。
它聚焦于王室或君主自由，因为当时的苏格兰完全是一个犹如一盘散沙的政治实体，除了君主和教会，很多地方都是分裂的。
苏格兰随着王朝的积累而不断发展，人们对君主的忠诚有助于创造一种“民族”
感。
当人们提起“王国共同体”
时，他们的意思是那些生活在一位国王统治下的人。
事实上，即便君主力量式微，君主也仍是中世纪苏格兰人身份认同的主要焦点。
15世纪，大多数英格兰国王都是篡位者（1399至1485年间经历了五次王朝更迭），但斯图亚特王朝还是从1371年的罗伯特二世一直延续到了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
产生这种适应能力的原因在于，16世纪前的君主更多的是一个聚焦点，而非强大的独立行动者。
尽管苏格兰国王倾向于避免和他们的贵族发生冲突，但大卫二世、詹姆斯一世和詹姆斯二世还是得应对因钱财需求而引起的反抗。
他们没有在臣民身上强加过多的直接税，因而和同时代的欧洲相比，他们享有相对的和平。
詹姆斯三世曾想在15世纪70年代的对外战争中一展雄风（他死于1488年平定叛乱的战争中），但贵族对于实现詹姆斯三世这些统治者的雄心抱负没什么兴趣。
詹姆斯四世和詹姆斯五世非常顺利地攫取了钱财，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尽管例行的王室税收直到詹姆斯六世统治时期才建立起来。
理想的君主制意味着长期存在的少数派不会破坏这个国家。
玛丽，这位苏格兰人的女王，在其父亲詹姆斯去世时只是个一周大的婴儿。
她从1548年起就被养在法国，1558年和法国王位继承人结婚，直到丈夫去世才返回苏格兰。
当1567年玛丽被废黜时，她的继承人詹姆斯六世还是一个婴儿。
苏格兰君主制跌至低谷的时间不是在少数派当权时期，而是在成年玛丽执政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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