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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求和解而非赞扬其讽刺意味，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王子乐意穿上斯图亚特的花格子，也乐意采用他们自己的发明。
司各特在把高地不能接受的那一面转化成某些值得崇拜的事情之际，还有更多需要解释的问题。
罗伯特·麦格雷戈（Ror，后来的坎贝尔）或罗布·罗伊（RobRoy，1671—1734）是一个（貌似可信而且讨人喜欢的）偷牲口的盗贼、骗子、勒索犯、叛徒，他借助自我宣传和一位虚构的传记作家之口，逐渐转变为苏格兰版本的罗宾汉。
到了1818年，他在司各特的笔下变成了民族文化的象征：一个低级趣味的骗子。
司各特制造了一种可接受的苏格兰特性，以捍卫汉诺威王朝和帝国试验，赞扬苏格兰社会的混合特征，邀请后詹姆斯党、后启蒙时代的读者拥抱一致认同中的多样性，承认政治稳定和经济变化为他们带来的好处。
受整个欧洲种族主义发展的刺激，19世纪一些苏格兰知识分子开始为他们的民族寻找种族基础，他们提出“谁是苏格兰人”
这样的问题。
他们找不到共同的血统，相反，只有混淆的身份。
最重要的是，曾被贬低的地区（苏格兰盖尔区）特征鲜明，与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区（他们的苏格兰维度包括一种主张，即民族源于皮克特人而非盖尔人）截然相反。
苏格兰从未有过单独（或者甚至是单一）的族群，这一事实意味着根据欧陆模式创造民族主义的努力注定失败。
低地人在某种程度上与英格兰人共享身份认同，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苏格兰人热烈地支持联合、参与帝国，以及更冷静、理性、体面的君主制，而非1848年后欧洲危险的民族主义。
低地人尤其认为苏格兰的盖尔传统往坏了说是一种尴尬，往好了说是一场配角的穿插表演。
过去与现在的矛盾众多，其中之一是苏格兰民族主义，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种族认同感。
（苏格兰人像谁？）
令人害怕，被误解、被诋毁或被情感主义化，苏格兰高地人保留着鲜明的社会和文化特征，也展现了“苏格兰性”
和“英国性”
的元素。
精英们将高地置于与英国其他地区互相支持的关系中，强调它如何为帝国提供军队和粮草，从而试图弥合其与低地的鸿沟。
然而，整个19世纪，高地社会本身在财富、教育、语言和景观方面仍然与低地社会存在隔阂。
司各特的同时代人詹姆斯·霍格（JamesHogg，1770—1835）以及后来的查尔斯·麦凯博士（DrCharlesMackay，1814—1889）创作了一系列暗示文化一致的诗歌，但还是忽视了过去与现在社会和文化的分层。
如果一些高地人致力于整合，另一些人的回应则是寻求对自己不同身份的支持，比如，1893年自由长老派教会的创建。
逐渐消失的盖尔语是另一个焦点（见第七章）。
土著居民与外来人、独立与从属这些相互抵消的影响构成了苏格兰历史，但苏格兰本身的内在紧张、低地与高地最深刻的历史冲突也塑造了苏格兰历史。
就高地人的身份认同而言，比语言、族群或宗教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家庭、社区和土地的情感联系和物质联系。
从黑暗时代到20世纪，高地精神中流行的是通过亲近土地而纾解的相互关联的亲缘感和空间感。
最直白的表现方式在于强劲的反抗传统中——高地人认为他们以前的酋长违背了可继承共同所有权，因而他们一直抵制这种行为。
强制驱逐导致19世纪中期的对抗，但后来的运动更具建设性，运用模糊但重要的可继承共同所有权观念以及数个世纪以来古老回忆的资源，把被征用的土地还给曾经耕种过它的那些人的后代。
“土地劫掠运动”
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那个时代的民谣和诗歌都纪念了这一活动，法夫的现代艺术家威尔·麦克林（WillMa）在现代西部群岛贫瘠景观的怀古雕塑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从1886年到20世纪20年代，高地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双重所有权”
概念和“所有者使用权”
概念之间一直存在政治冲突。
自由党致力于通过保证小农场佃农的可靠租约来减少地主的影响；保守党希望将地主从他无利可图的佃农土地中解脱出来，并赋予佃农所有者占有权。
改革在继续。
1883年，纳皮尔委员会帮助解决了租金和租约的争论；1886年，佃农持有法减少了地主对佃农的影响。
1897年的法案彻底改革了高地，但当时的情况是需要改变农业和畜牧业的态度，而这一点被佃农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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