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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传教，更增加了中国畏忌的心理。
近代基督教的传布于东方，是由耶稣会（Jesuit）开始的。
其教徒利玛窦（MatteoRicci），以1581年始至澳门，时为明神宗万历五年。
后入北京朝献，神宗许其建立天主堂。
当时基督教士的传教，是以科学为先驱；而且顺从中国的风俗，不禁华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
于是在中国的反应，发生两派：其（一）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学，因而亦信仰其宗教。
其（二）则如清初的杨光先等，正因其人学艺之精、传教的热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
在当时，科学的价值，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后一派的见解，自然容易得势。
但是输入外国的文明，在中国亦由来已久了。
在当时，即以历法疏舛，旧有的回回历法，不如西洋历法之精，已足使中国人引用教士，何况和满洲人战争甚烈，需要教士制造枪炮呢？所以1616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传播后，到1621年，即因命教士制造枪炮而复解。
后更引用其人于历局。
清初，汤若望（JoannAdamSBell）亦因历法而被任用。
圣祖初年，为杨光先所攻击，一时失势。
其后卒因旧法的疏舛，而南怀仁（Ferdi）复见任用。
圣祖是颇有科学上的兴趣的。
在位时引用教士颇多。
然他对于西洋人，根本上仍存着一种畏恶的心理。
所以在他御制的文集里，曾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
。
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亦是无怪其然的。
在中国一地方，本有这种心理潜伏着，而在西方，适又有别一派教士，攻击利玛窦一派于教皇，说他们卖教求荣，容许中国的教徒，崇拜偶像。
于是教皇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
这在当时的中国，如何能说得明白？于是圣祖大怒，将多罗押还澳门，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变其主张，且处不从令的教士以破门之罚。
教士传教中国者，遂不复能顺从中国人的习惯，此亦为中西隔阂之一因）。
至1717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严旧例严禁。”
许之。
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亦许之。
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
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
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以此观之，知历来所谓邪教者的传说，亦必多诬蔑之辞），至此，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
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
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为不可的。
但这是从理想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措置，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配的。
当时的通商，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伏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
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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