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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憎的其实该爱来，单用了笼统的“文人相轻”
这一句空话，是不能抹杀的，世间还没有这种便宜事。
一有文人，就有纠纷，但到后来，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
因为还有一些读者，他的是非爱憎，是比和事老的评论家还要清楚的。
然而，又有人来恐吓了。
他说，你不怕么？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
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
才是。
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况且这位恐吓家的举例，其实也是不对的，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者是也。
不过我在这里，并非主张文人应该傲慢，或不妨傲慢，只是说，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
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五月五日
从帮忙到扯淡
“帮闲文学”
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辞，—但其实是误解的。
《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是“楚辞”
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到得宋玉，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
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
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
和“帮闲”
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
，只在弄臣之列。
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
了。
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
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
和“帮闲”
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
然而主虽然“庸”
，却不“陋”
，所以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还有的，他们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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