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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嘲笑军官训练队、基督教，或许甚至包括义务运动和皇室。
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只是加入了一场世界性的反战姿态。
有两件事情我记忆犹新，可以证明当时那怪异的革命热情。
一天，教我们语文的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常识考试，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尚在人世的十位伟人是哪些？我们班里平均年龄十七岁的十六个男生中，有十五位都把列宁写了进去。
这是一所势利而昂贵的公学，时间是1920年，可是俄国革命在众人脑海中依然鲜活。
还有一件事情是1919年所谓的和平庆典。
我们的长辈替我们决定了，我们应该用传统方式庆祝和平，为敌人倒台欢呼。
我们要手举火把，齐步走近校园，高唱《不列颠万岁》这类沙文主义歌曲。
那些男生们——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光荣——则把整个过程变成了恶作剧，和着规定的旋律唱着大逆不道的煽动性词句。
我怀疑现在还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现在见到的公学里的男生，哪怕是聪明的那些，观点也肯定要比五十年前我和我的同时代人右倾得多。
因此，十七八岁的我既是势利眼也是革命分子。
我反对一切权威。
我读过而且是反复读过萧伯纳、威尔斯、高尔斯华绥（那时仍然被视为危险的“进步”
作家）出版的所有作品，我轻率地自称社会主义者。
但我不太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认为工人阶级是人。
通过书本这一媒介——例如杰克·伦敦的《深渊里的人们》——我可以远远地为他们的苦难而痛苦，但每当我靠近他们时，我仍然讨厌他们、鄙视他们。
他们的口音仍然让我反胃，他们习惯性的粗鲁仍然让我恼火。
要记住，战争刚刚结束那时候，英格兰的工人阶级满怀斗争情绪。
那是大罢工的时期，矿工被视为魔鬼的化身，老太太们每晚都要查看一下床底下，唯恐罗伯特·斯迈利躲在那里。
整个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工资很高，就业充足，而这时事情要回到正常水平以下，工人阶级自然要抵制。
作战的人们当初是受到虚妄的美好承诺**而参军的，这时回到家乡，却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房子的世界。
而且，他们打过仗，是带着战士的生活态度返乡的，也就是虽然有纪律，但根本上不讲王法的态度。
空气中弥漫着动**的情绪。
那时候流传着一首歌，副歌部分令人印象深刻：
世事都无定论，
除了富人越富，穷人生子。
与此同时，
在这之间，
我们不是玩了个痛快吗？
人们还没有习惯一生失业，靠一杯接一杯的茶浇愁。
他们还在隐隐期待着他们为之奋战的乌托邦，而且甚至比以前更加肆无忌惮地表示对上层社会的敌意。
于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减震器——比如我自己这样的人来说——“平民”
仍然是一副粗野又讨厌的样子。
回想那段时光，我似乎把一半的时间用来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另一半用来对公交售票员的傲慢无礼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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