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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作为礼部尚书，当然也表示反对这样明显违礼的做法。
明世宗很不高兴，发表了一篇《明堂或问》，指责朝臣们背伦妄上。
严嵩大惊，连忙改弦更张，站到明世宗一边，尽心操办，将明睿宗神主奉入宗庙。
礼成后，明世宗赐予金币，专门褒奖了严嵩。
严嵩的价值观开始发生严重的嬗变，按照他原本接受的教育，有些东西是需要他坚守的，尤其是皇帝要违背时更需要他们这些文官挺身而出，捍卫正义，现在却发现原来帮着皇帝干这些事儿才能名利双收，从此下定决心走上佞幸之路。
明世宗又搞些道教的册封仪式，给自己和一些道士加封帝君、高士、真人等尊号，严嵩一律照办，还尽心策划，发表一些文章呼应。
明世宗非常高兴，为严嵩加太子太保，在某些场合赐严嵩与宰相同列。
严嵩也变得越发骄纵，大肆收受贿赂敛财，甚至藩王到京师来领取俸禄，严嵩都要他们必须先贿赂自己才能领到钱。
御史言官交相弹劾严嵩，将其称为当朝头号巨贪。
严嵩不慌不忙，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皇帝，说这些事情都是皇帝要干，不是自己收了贿赂才干的。
皇帝躲在西苑修仙，成天见不着人，大家到哪儿去证实？于是严嵩的罪行都畅行无阻。
严嵩在礼部尚书位置上干得这么好，下一步当然就是要考虑入阁的大业了。
不过当时明世宗基本不与文官们见面，要那么多阁臣也没用，大多数时候只有两三员阁臣（按编制应该有七员），而且都年富力强，看样子短期内都不会退休，严嵩只能考虑让其中一位落马，自己才好顶上。
他的选择是一路引领了自己仕途的夏言。
严嵩选择做掉夏言也是有理由的，夏言虽以青词得宠，但做人还是很有底线，有时候表现得很硬气，搞得明世宗且喜且怒，一生被三次革职又三次起复，就是这样起起复复的人才满身都是机会。
首先，严嵩要在青词这项业务上盖过夏言。
其实严嵩的青词手艺是不如夏言的，但他偏偏生了一个儿子严世蕃，堪称当世第一高手。
严世蕃没有参加科举，把别人读正经书的时间都拿来苦练青词，后来就当了他爹的枪手，助严嵩深得明世宗喜爱。
其次，严嵩要在侍奉皇帝方面盖过夏言，这正是夏言的弱项。
有一次明世宗亲手做了五个沉水香叶冠，赐给五位近臣。
夏言很硬气地说自己是朝廷命官，不能戴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明世宗大怒。
严嵩却不但恭谨地收下，还做了一层轻纱将其笼罩起来以示珍爱，每次到西苑觐见时都戴上，明世宗见了喜不自胜。
当然，这件小事只是两人侍奉明世宗的一个注脚，他们在日常琐碎中常常都是如此表现，一点一滴地触碰着明世宗心中的天枰。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正直文官和贪官奸臣斗争时经常遇到的情况，贪官奸臣非常注重这些细节，以此邀宠，正直的清官却往往疏于此节，最终攻守易势。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言第一次被革职，严嵩则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同时仍兼掌礼部事。
明朝官制，内阁大学士一般都以尚书或都御史作为本官入阁，但实际在文渊阁当值，不掌管部事，但偶尔可以特别诏明“仍掌部事”
便可兼任。
不过在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中，不同层级的领导是不能兼任的，因为公共权力体系将行政事务划分成高、中、低层，本意就是权力制衡，比如要进行一项礼制方面的工作，应该走:礼部报送方案一内阁审核一皇帝批红一内阁下发一礼部执行这个行政权力链条，每个环节都有制约权衡。
比如礼部拟定了一个方案，但内阁不同意，自然就不能这样办。
但反过来内阁有什么想法，但礼部不这样上报方案，内阁也只能干瞪眼。
这就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体系的基本思想。
如果分管礼部的内阁大学士和礼部尚书是同一人，这个设计就被攻破了，这位大学士兼尚书可以自己拟定一个方案，报给自己批准，再发给自己执行。
所以这种情况是极不符合政治传统的，不用说，这当然又是明世宗搞的小动作，目的是方便严嵩帮助自己折腾礼制。
之后，大学士兼某部尚书的情况也屡屡出现，优良的政治传统正是遭到明世宗这类人的严重破坏。
这样一来，严嵩的工作量也很大，但他毫不叫苦，62岁的严嵩“精爽溢发，不异少壮”
明世宗更加欣赏，加太子太傅。
夏言虽被挤走，但还有一位阁员翟銮排在严嵩前面，严嵩如芒在背，抓住翟銮的过失猛攻，将其逼走，自己成为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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