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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权力制衡设计得极为复杂，没有人能做到真正的独裁专制，若论谁相对独裁程度更大一些，纵览明朝历史，恐怕就得数张居正了。
张居正一人独揽大权的程度，更在太祖太宗之上。
因为就算是太祖太宗，来自外廷的制约总是存在的，由于明朝皇帝不能随意任免阁臣，所以宰相并不是那么贴心，皇帝批红和内阁票拟的权力经常表现为对立。
大量的御史言官则都是初入仕途的进士，更是经常毫不留情地顶撞甚至封还皇帝御诏，体现出行政权力和舆论监督的强力制衡。
现在李太后和冯保把持内宫，完全代表皇帝，但他们不精于政事，在行政上完全托付于张居正，张居正又完全把持内阁，所以在明朝历史上第一次做到了皇权和相权的高度统一。
张居正还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舆论和监督，他三朝历仕翰林院、国子监、文渊阁，门生故吏遍布学术舆论重地，稍有对他不满的声音，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更大的反对声中。
张居正的个性其实和高拱一样，都是持才倨傲的类型，区别在于高拱不加掩饰，张居正可能是汲取了他的教训，显得更有城府。
但徐阶、李春芳都以折节礼士著称，他们在阁时对待下级非常谦逊，唯独新进排名最后的大学士张居正以宰相自居，对待九卿非常高傲。
但张居正也绝不像高拱那样直言不讳，而是“倨见九卿，无以延纳，间出一语则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
意思是每次议事时对待公卿大臣都非常高傲，别人发言时不搭腔，突然出一句就切中要害，于是别人非常忌惮，害怕他超过了其他宰相。
有意思的是，《宋史》中也有一句如此评价一个人：“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力辨，但以一二语倾挤之。”
遗憾的是，
此句并非出自他的改革家朋友王安石的传记，而是《宋史奸臣秦桧传》。
民间有一句俗语“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形容湖北人精明凶悍，这话最初其实是专指张居正这一个湖北人的，后来演变成对所有湖北人的戏称。
其实我一直觉得湖北人挺实诚的，就因为出了张居正这么一个人物，居然把一个省的印象都改变了，可见这个人物得精明到什么程度！
张居正本来就大权在握，这种阴恻深沉的风格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御史言官一向是明朝官场上最勇敢的热血青年，石亨、曹吉祥、刘瑾、严嵩都未曾让这个群体怕过，贪官奸臣们的恶行反而经常激起他们捍卫正义的一腔热血。
然而这一次，似乎连他们都怕了，首相大人那种深不见底的彻骨奇寒，犹如凝聚态下的开尔文黑洞，任你几腔热血都能吸进来统统冰封。
明朝官场两百余年，第一次出现了御史言官集体噤若寒蝉的局面。
种种因素缔造了张居正这个明朝历史上罕见的大独裁者，打破了大多权力制衡机制，中华帝国自唐宋以来八百年，第一次出现如此高度集权的巨头。
那么一个大独裁者煞费苦心地揽权，会不会只是为了实现崇高理想，全心全意忠君为民，而丝毫不存半点私心，清正廉明，杜绝贪腐呢？其实历史上也不乏这种情况，比如诸葛亮、王安石、岳飞（在一定的范围内有绝对权力），所以也有人把张居正放在他们同列。
诸葛亮、王安石、岳飞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张居正的贪腐程度只怕比严嵩亦不遑多让。
张居正入阁不久，就收到一笔重贿，刚刚退休的徐阶一口气给他送了三万两银子，目的很明确——徐家准备在松江大肆开捞，当然要先打点一下朝中重臣，好罩着点。
徐阶和高拱关系不好，所以就找了张居正，结果此事被高拱察觉，声称要调查。
张居正指天发誓，言辞激烈，于是高拱就算了。
此事也堪称奇特，有贪腐的线索，指天发誓就能算了。
其实从后来徐家的有恃无恐来看，朝中确实是打点到位了的。
张居正自己也需要向别人送礼，主要是李太后和冯保。
冯保是个太监，最爱金珠美玉，张居正在他身上下了血本，先后送给他黄金三万两、白银二十万两、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
但冯保还不是普通的太监，而是太监中的艺术家，颇有才情，张居正经常为其搜罗名贵的琴、笔、扇，当然还少不了名家字画。
严嵩曾得到一幅假的《清明上河图》，冯保却得到了真品，现存《清明上河图》上还有冯保的题跋。
张居正送给冯保的贿赂中，艺术品这一个板块的价值就更难估量了。
张居正生活非常奢侈，对人居环境要求极高，他在北京稍微收敛，没有逾制建房，但他的家乡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是辽王驻地（本在辽东广宁，靖难之役后被太宗迁入内地），张居正看上了他的王府，居然用计构陷第八世辽王朱宪【火节】，以至被废藩，张居正趁机占了辽王府！
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这座王府不久又归了明神宗第六子惠王朱常润，但张居正此举表露了他想在江陵有一座巨宅的心愿。
很快就有人响应，地方官请张居正私人出钱，在江陵营造一座比辽王府更富丽堂皇的府第，资金不足的部分由地方政府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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