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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做学问法，诚不免有认意见为理的危险。
阳明则全不是这种路数，他说：“并不是本体明后便于天下物便都知得都做得。
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虽圣人亦何能尽知？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
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
（《传习录·黄直记》）致良知工夫，只是对于某件事应做不应做，求得一个定盘针。
决定应做之后，该如何做法，跟着有多少学问思辨工作在里头，而这些工作，却是要用客观的经验的，不是靠主观的直觉的，这便是阳明本旨。
至于事理是非介在疑似两可之间者，决定应做与否，诚然不能不凭良知一时之直觉。
阳明以为我们平日用功，不必以此等例外的事理为标准，而且欲对于此等事应付不误，只有平日把良知摩擦得晶莹，存养得纯熟，然后遇事乃得其用。
有人问他：“道之大端，易于明白，至于节目时变，毫厘千里，必待学而后知。
如语孝……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
阳明答道：“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
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者以为学，此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
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
’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
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
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
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
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
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
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
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
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
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
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
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
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诸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耶？抑亦求诸其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耶？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忠不孝之大者。
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
（《答顾东桥书》）这段话在实践道德学上含有重大的意味。
善恶的标准，有一部分是绝对的，有一部分是相对的。
相对的那部分，或甲时代与乙时代不同，或甲社会与乙社会不同，或同一时代同一社会而各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这种临时、临事的判断，真是不能考诸何典、问诸何人。
除却凭主观的一念良知之直觉以权轻重之宜，没有别的办法。
然则我们欲对于此等临事无失，除却平日下工夫把良知磨得雪亮，预备用得着直觉时，所直觉者不致错误，此外又更有何法呢？
第三，一般人所判断的是非善恶，自命为本于良知者，然而往往会陷于错误。
这是常见的事，阳明亦承认。
但阳明以为这决不是良知本身的缺点，不过是没有实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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