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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象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
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耍起关王刀来了。
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
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
了。
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
这一句话，现在是早不听见了，那意思，似乎也不过说人头上生着猪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国人自己一斗嘴，便彼此互骂为“猪猡”
的，还要客气得远。
不过那时的青年，好象涵养工夫没有现在的深，也还未懂得“幽默”
，所以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
而且对于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辫子的模样，也渐渐的觉得并不雅观，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来拖在背后，真好象做着好给别人来拔着牵着的柄子。
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的。
（这两句，奉官谕改为“不足怪的”
。
）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
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
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
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
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
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
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
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
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
，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
。
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
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
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
我连忙禁止。
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
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
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
的结语，看不起了。
“言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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