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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和束星北两位教授一个搲长实验，一个揸长理论，性格都开朗坦诚，又彼此是好友。
但在作报告时，他们常相互提问插话，碰到问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像小孩子吵架似的。
开始看他们争论觉得既好奇又紧张，后来才明白大学者之间这种直率的学术争论，才是探索科学真理的好学风。
受了王先生他们这种学风的影响，我联合了物理系、电机系几个一年级的同学也搞了个定期读书报告会。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39年7月的一次物理讲座，由王先生报告扪350710180；成。
虽然我不知打8800是何意，但还是去旁听了。
出人意料，王先生报告的是当年1月底坡尔在美国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发现：1938年12月到1939年1月间，哈恩和迈特内发现了铀原子核裂变现象；迈特内估算出一个铀核裂变时会释放出的能最，比同等重量的煤燃烧时释放的能量大几百万倍。
正是迈特内和哈恩的这个发现，直接推动了后来核反应堆的建立和原子弹的开始研制。
当时教室里的气筑异常热烈，作为组织者的我感到特别兴奋和艦惊。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著名女科学家迈特内原来就是王先生的博士生导师，而正是这位推动世界核原子能发展关键工程的著名大科学家，欠了中国学生王淦昌先生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宝贵机会。
可在当时的那场报告会上，王先生既没提到自己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那次难忘经历，也没有在同学中夸耀迈特内与自己的关系。
王淦昌先生的这种学风和人格力量后来影响了我一生……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侵略和袭击，浙江大学从1937年11月底开始，5年间先后被迫搬迁6次，教学和生活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然而这丝奄没有影响王淦昌他们发誓要用科学和知识来强国的坚定信仰。
中国物理学莫基者吴有训先生在1953年回顾我国物理学发展史时深情地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浙大王淦昌教授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和在敌人的炸弹下坚持不放弃教学和研究工作，新中国的物理学战线怎么会有层出不尽的优秀人才？师生们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当时在侵略者攻势面前步步退却的蒋介石为了压制国内的民主力最，装腔作势地喊出国家至上，军事至上的口号，企图掩饰其卖国行径。
浙大的学生许良英出于对蒋介石的义愤，在浙江大学的遵义物理校舍木门上写下了科学至上，物理第一八个字。
王淦昌看见，大为赞赏。
之后一直把许良英写的这块有标语的木门带着，伴随浙大颠沛流离于抗战的烽火岁月，以此激励自己的学生不忘科学强国之梦。
王淦昌从一个科学大师的角度说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话：作为任何一门髙新尖技术或一项伟大科学成就，物理条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惟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对科学真理的探求精神与正确的方向。
中国科学家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具备物质优势条件，增强和提商对科学真理的探索精神与正确方向便变得十分重要。
这正是我们可以弥补自己的劣势，在完全不同等的物质条件下，取得与西方强国同样的尖端技术，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于他们的杀手锏，从而完成别人没有完成的对全人类都具有进步意义的伟大发明。
王淦昌先生举例道，比如像物理学，实验是最重要的，具有先进的设备当然可以缩短实验时间并进行更广泛的发现与发明，怛在简陋条件下的坚持不懈的笨手笨脚的实验有时同样可以完成别人在最宄进的设备条件下没有完成的伟大发现与发明。
其次是对理论问题的正确归纳与概括，同样可以总结和发现物质世界中存在的那种普遍现象和特殊规律。
王淦昌特别指出，几十年来，为数不少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项，都是科学家依靠自已独到和敏锐的科学眼光，而获得了影响人类进步的非凡成果。
我还是坚持儿——年前自己的说法：作为一名高明的科学工作者，必须有自己独到的搭桥本领。
什么叫搭桥？就是归纳、分析和判断前人巳经发表的实验方法、数据和结论，并且极其熟悉地了解各种文献资料，给已有的理沦工作搭桥，进而推动自己的科学实验。
木工师傅能为不同的户主做出不同木器家具和房屋，就是他熟练掌捤了家具和尾架的标准尺寸。
一个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要取得发明创造，就必须像木工一样单握各种知识与信息，能够做到广泛了解与深刻认识，并运用自如。
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在常人眼里不可能的奇迹来。
王淦昌如是说。
关于中子和中微子这些物理学专用名同，过去我们普通人对它太附生，伛自从奋了原子弹等核武器后，我们才多多少少知道了一点有关它们的肤浅知识，那就是中子和中微子都是原子核的基本粒子，谁捕获了这呰只有瞬间生命1曰，却威力无比的小东西，谁就可以主宰世界。
因而探求中子和中微子存在，几乎是全世界物理学家在20世纪上、中叶竞争般激烈和最热门的课题，因为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科学本身，而且关系到全球政治、经济与军事格局。
科学家没有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野心与功利，他们只有一颗探求自然界奥秘的赤诚之心。
王淦昌毫不例外。
当他在柏林大学的迈特内手下痛失获得中子的发现权后，又重新投入了另一个基本粒子中微子的实验与探索。
正如杨振宁博士指出的那样，自从1930年12月著名物理学家泡利先生为解释衰变能谱的连续性提出中微子假说后，第二年6月又预言下射线连续谱应有明晰上限后，泡利在纽约的一家中国餐馆里与他的朋友拉比聊天时这样说：我以为，原子核的发现，仅仅是我们对自然界基本粒子认识的刚刚开始，在那个原子的家庭里，除质子和电子外还有更英俊的小子存在，我认为它比先出世的所有原子家族里的小子们都了不起！
半年之后，正在柏林大学读书的王淦昌用计数器精确地测定出的日谱上限，有力地支持了泡利的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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