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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前面有述，在此不复。
政治冲击尚未结束，1957年冬至1958年1月，黄汲清又一次受到冲击，不过这次是岗位的选择。
一天，还在医院治病的黄汲清问前来探望的副部长宋应，说我现在兼任两个职务石油局总工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前身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一副所长。
宋应是所长，副所长还有谢家荣、孙云铸儿位著名地质学家笔者注厂部长您认为石油地质周重要还是地质矿产研究所重要？
黄汲清当时一心希望能够集中精力搞石油，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希望领导能帮他摆脱一下研究所副所长的事务。
谁知宋应副部长脱门而出，当然是研究所重要了，而且根本没有向黄汲清询问——句：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事后，黄汲清十分澳悔自己嘴快。
这样——来，反把自己搁在骑虎难下的位置上。
黄汲清当时面临的两种选择：如果想继续专心搞石油，那么只有离开地质部到康世恩那里去，要不就去当那个地质矿产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了。
黄汲清心里清楚，在地质部领导的眼里，石油仅仅是一个方面，而中央賦予地质部的职能是全国各种矿产的地质工作，谁重谁轻自然不用说。
黄汲清骂自己自作聪明，结果反倒误了事。
不过后来他躺在病榻又一想：建立石油工业虽然首先要普查勘探打头，但最重要的部分还是系统勘探和幵发。
作为一名石油地质专家，除了地质知识外，还应当对深井钻探、泥浆选择、各种测井和试油方法等技术熟悉，而领导一个地质矿产研究机构是可以很快获得以上这些技术的。
这么一想，黄汲清反倒平静地接受了现实的选择。
不久，他辞去了石油地质局总工的职务并得到批准。
没几日黄汲清才大悟：部党组已经决定连石油地质局也要撤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后来他才打听到，中央考虑即将正式成立石油工业部，地质部如果再有个石油局会造成技术力量等问题上的分散与重复。
这个决策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尽人意。
后来地质部和石油部两个行业部门的实际7：作证明，作为石油地质与石油勘探开发，它们在诸方面是交叉的和难以分割的科学技术工作。
石油工业部要勘探开发油田，没有地质工作等于摸瞎子。
而地质部门要进行石油地质调査，没有自己的勘探与开发队伍，又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判断摸清地下石油情况。
因此，自有石油工业开始或者说自有地质部和石油部之后，这两个部门又是亲兄弟又是老冤家。
石油勘探的系统科学技术，使这两个部门注定要成为需要上相配合的亲密兄弟，而在一个油田成功后谁是功臣:谁该在功劳薄上坐第一把交椅时，地质部和石油部很难不成为冤家对头。
扯不断，割不清，爱不够，恨不尽……地质部和石油部风风雨雨并肩战斗几十年间，总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中。
是谁的过错？
谁也不是。
当年地质部的何长工和石油部的余秋里好得比亲哥俩还亲，他们都是毛泽东的老部下，哪分你的我的？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到哪里，就是脑壳落了地，咋想过一会名和利？何长工和余秋里都在毛泽东和全国人民面前拍着胸脯说过这样的话，可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办公室时，面对自己部下几百万人的队伍，他们已经很难做到一点也不考虑牵涉自身部门的名声与利益了。
亲兄弟吵架，最后还得由老头子来平息。
像发现大庆油田这样的事，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看到或听到关于地质部与石油部之间有意或者无意的名利争执，最后老人家也只好时不时地在~些公开场合，拉上两个部的部长们说一声你们两家都有功劳一类的话。
这样的话能安抚一阵子，但却很难持久。
原因是一些客观存在无法让下面的职工平静。
臂如，同样在找矿开矿或者找油采油上出力流汗，有的行业能通过矿、通过油，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住进了现代化都市，并且在矿上和油田垒起开拓者之类让子孙后代永远敬仰的丰碑。
而地质行业的职工就不行，一旦把矿或油田找到之后，宝藏连同那块曾经为此流血流汗的宝地12不再属于他们。
那座让子孙后代永远敬仰的开拓者丰碑上更不会有他们的名字。
如果他们要搬进这里的城市，那么城市就会大口一张：先把钱交来！
他们没有钱，连工资和正常的地勘费都到不了位，哪来巨额的人城安置费呢？于是城市就拒绝他们。
于是地质职工和地质部门上上下下便大呼其社会不公，大呼其政府和历史应当重新给予他们应有的名誉和待遇！
如果说这样的名利与不公是职业的分工和时代造成的话，那么下面的这种情况就无法理解和容忍了：同是在荒蛮的塔里木大沙漠里找油打并，一边的职工奖金连工资加野外补贴一个月一两千元，而且住的是有专职服务员打扫卫生叠被子的移动式宾馆。
另一边的职工连头带脑乱七八糟加起来一个月拿不到七八百元，并且只能睡干打垒。
两个方阵的惟一的区别是，一边是石油部的职工，一边是地质部的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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