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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生急了，问班主任是怎么回事。
班主任瞥了他一眼，说了一声你也想进大学呀就再没理他。
后来母亲得知后找到了学校。
班主任很诡秘地说：你这孩子，就凭他的思想，哼，好在学校没在高中生中划右……母亲听后吓了一跳，这言外之意是，倘若上面发话对中学生也可以划右派，那黄浩生肯定是头一个。
就这样，漏划大右派的右派倾向儿子，最后被分配到京郊昌平当了一名山区老师。
噢，他们让年轻人说实话，可说又整他们，这是什么玩艺儿！
黄汲清又要骂人了。
然而，我们的这位可以弄清楚几千米地下奥秘的科学大师，除了骂一声什么玩艺儿之外，他对当时的政治气候不仅十分的无可奈何，而且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
从那起，大师的心中一直是十分的痛苦和忧郁。
他很少说话，事实上别人也不怎么让他有说话的地方和空间了。
1960年6月1日，当第一列满载大庆油田原油的火车，从萨尔图站驶出松辽大地，宣告这个新发现的中国最大的世界级油田开始为共和国腾飞正式出力时，黄汲清这位油田的发现者，此刻却拖着瘦弱的病体，从附近的一家小粮店背回一小口袋面粉，准备为他正在山沟里挨饿的儿子寄去……
儿子，爸爸很对不起你。
从小到大，爸爸从没有管过你的学习、生活，可万没有想到，爸爸却把右的思想带给了你……黄汲清一直到临终，仍感到自己这一辈子惟一做了一件对不起儿女的事，就是自己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右的思想传染给了大儿子，害得大儿子上不了大学，几十年一直呆在山坳坳里。
大师在自身的心灵受到严重摧残时，还不止一次怀着这样的负疚感，给大儿子浩生写信念叨着自己的不是。
采写此处时，我很想知道大师这位大儿子的后来情况。
黄汲清的家人告诉我，他们家的大公子脾气有点那个，前儿年从昌平山村返城后住在父亲家，后来因拥挤又搬了出去独住着。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来到离紫禁城仅百米之远的南池子―个破旧不堪的四合院的最靠左侧的耳房里，找到了黄浩生。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一代中国名院士后代的家两间平均不足十米，顶棚散落着厚厚烟尘的小厘，除了两张床和两个供浩生备课、儿子写作业用的桌子外，中间便是一条人对行需要侧身的窄道。
黄浩生现在是北京某中学的髙中数学老师。
他的右腿已残，只能靠支着拐杖走路。
我问他怎么得的病。
他也说不清，说是二十多年前在昌平山沟里教书时就慢慢患上了，近几年更重些。
1983年落实政策回城，因为不能上楼房，故这所中学成了他惟一选择，因为全北京市只有这所中学全是平房，他的桷杖支撑不了那些有楼房的教室。
黄浩生老师吿诉我，他在京郊昌平的一所山村中学呆了二十四年。
那时他才18岁，天真、烂漫，对未来充满幻想，这是一个人学习、深造的黄金岁月，但他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从大都市的髙褛深院中，突然被抛至遍地石头、土路和靑蓠的山坳里。
难道这就是我今后永远生活、工作的地方？刚去时，他悲观、失望过，时常在夜色苍茫的傍晚，独自在村外的一棵大树下面对着夕阳晚霞镛倕流泪……他埋怨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公正？采访时，他抬起一只手给我看，那上面是——道深深的疤痕。
那时黄浩生所在的学校不通电，每天晚上备课只能用煤油灯。
他手掌上的疤痕，就是当年擦灯罩时划破的。
也许是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和父亲在困难面前那种乐观精神的影响吧，黄浩生在命运的巨大打击下并没有沉沦。
当他站在讲台前面对穿着破烂但充满稚气、渴求知识的上百个农家娃儿的天真的眼睛时，他感到心灵在升华，感到有责任把科学知识教授给他们，带领他们在欧几里得的数学天地里畅游，这时他重新感到了生活的意义尽管有时是痛苦的，但却异常珍贵。
我问他对自己的父亲怎么看？有没有因为父亲的原因在山沟里呆了几十年而记恨过父亲？黄浩生直率地说：如果说我继承了父亲耿直不阿的秉性倒是真的。
父亲18岁在北洋大学上学时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
也真奇怪，18岁的我在四中上学时如果当时对政治不那么敏感、关心的话，也不会在后来遭此厄运了。
而那时的我却偏偏什么都想问个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后来的遭遇也就是必然了。
对这些，父亲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责任。
相反，我倒感谢他，是他把刚强的性格、面对任何困难都不屈服的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及探求真理、勘奋好学的家风彩响和遗传给了我，使我在茫茫大海中没被淹没，并努力像父亲一样，追求自己执着的事业……
是的，在这方面或许儿子永远无法与父亲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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