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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明源自于洪武初年的空印大案之后,算是大大便利了官府运作。
等到缴税时期,粮户缴税粮于甲首,甲首再缴于里长,粮长收集齐所辖所有里长缴来的税粮后,负责亲自押解税粮入京。
押解的任务当时还是由粮户轮流出舟船车畜分担的。
粮长抵达京城后,还会受到洪武皇帝的亲自面见,得闻天听,是十足的荣耀。
甚至还有催缴工作做得出色的,被直接任命为官员,平步青云。
彼时的粮长,在乡里乡间有着极大的权威,甚至握有生杀大权。
自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南方赋税大省缴纳税粮的路程大幅度拉长,负担连年加重,民众苦不堪言。
为节约劳力,粮长与粮户不再亲自押粮入京,而是交付军队押解,但是也要补足给军队一定的耗损和脚粮,税粮负担开始急剧增加。
关领勘合也由粮长亲自入京领取改为官吏下放,从此开启税吏的天下。
粮长不入京,地位于是大大下降,催征税粮成为了苦差,再也没有人主动愿意担任粮长,于是改为官府任命。
及至隆庆年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皇族、宦官、勋贵利用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的手段大量侵占土地。
粮长一职基本由这些权贵留在当地管理田产的家奴轮流承担,称之为朋充。
这些人同时也是里长或甲首,参与绘制本地的鱼鳞图册。
他们往往与官府税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年缴税粮时,常常不会缴足,再加上层层盘剥克扣,国库日益空虚,如今全国各大省的税粮都存在着严重的拖欠情况,官府束手无策,乃是朝野上下人尽皆知的巨大积弊。
“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
这样的歌谣,不知在民间传唱几许。
万历以来,前首辅张居正实施新政改革。
其核心为——核吏安民。
所谓核吏安民,先核吏,再安民。
悬法于众,刑赏予夺,秉持公道,以振风气。
遂推行考成法与一条鞭法,使大明面貌焕然一新。
从前六部六科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考成法后,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
内阁权责大大加强,管束力非从前可比。
而逐级严密的考核制度,更是让各级官员不敢有丝毫懈怠。
一条鞭法,重新丈量全国土地,绘制全新的、可信的鱼鳞图册,归田于民,使小民如获新生,却深刻地触动了权贵豪强的利益,遭到了极大的阻力,以至于这一项政策执行并不彻底。
同时创出赋役税粮折兑成银缴纳的崭新途径,赋与税合二为一,各种杂征全部归为一条,以后各省一切赋税均须折合成银两缴纳,这一举措一下就减少了权贵、官吏对税粮上下其手的大量积弊。
但是,此法却被不少北方省区诟病,因为白银流通在东南各省比较常见,可在北方,白银流通尚且不足,每年仍需以粮缴税,也是不得已之法。
此外,新法推行至今,新的积弊已然出现,诸如个别地方官府仍然逼使农民从事徭役,有的额外加赋,条鞭之外再立小条鞭,火耗之外附加秤头,仍使各地农民难安。
而在张居正离世后,其继任者张四维为稳定朝局,将新政推倒大半,新政改革成果如今也渐渐看不到了。
孟旷脑子里转着对现下赋税制度的思索,便已随卢维桢来到了存放账本的库房。
孟旷看着这堆满了一整个屋子的账簿,顿时头大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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