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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很难认同这种新态度产生是我们当今的正规教育体系有关。
我有一个朋友是工业化学家，他在空闲的时候致力于重建旅鸽的历史，以及研究旅鸽的灭亡。
在他没有出生之前，旅鸽已经从天空中消失了。
但他拥有的关于旅鸽的知识，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人所拥有的。
他之所以取得这项成就，就是靠着当代的日记、信件和书籍，以及与旅鸽相关的大量报纸。
据我估计，他在寻找旅鸽资料的过程中，阅读的材料不下十万份。
工作量是如此巨大，假如把它当成任务，那么执行者肯定会被累个半死。
但他仿佛是一个在山中寻找稀有鹿只的猎人，仿佛是在埃及四处挖掘圣金龟子的考古学家，从自己所做的事情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
当那些资料被找到后，如何诠释它们也需要高超的技能。
这种技能无法从别人身上学到，只能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慢慢积累。
如今，他在被历史遗忘的后院里快乐地探索着，获取科学和消遣；而几百万平庸的人们，却只在那里发现了沉闷和烦躁。
在俄亥俄州有一位家庭妇女，她也在从事这样的研究，不过研究对象是歌雀，而她的研究地点是一个真正的后院。
歌雀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早在一百年前，人们就用科学方法为它们命名、分类，但之后渐渐地淡忘了它们。
而这位歌雀的业余爱好者却认为，鸟类和人类一样，除了名字、性别、色彩等，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辨别。
于是，她在自家的花园中摆放陷阱，捕捉过往的歌雀，在它们脚上绑上了赛璐璐脚环，这样，她就能通过不同颜色的脚环分辨歌雀。
她观察它们，并且记录下它们的迁徙、觅食、争斗、歌唱、**、筑巢、死亡等方面的特点和不同。
简而言之，她可以为歌雀族群的内部运转做诠释。
十年后，她在与歌雀有关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超越了任何人对任何鸟的研究。
一条科学大道直通她的家门，世界各国的鸟类专家纷纷慕名而来拜访她。
这两个业余爱好者出了名，不过这都是巧合。
他们最先打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以名利为目的，名利只是一种意外收获。
不过我并不想对名利高谈阔论。
与名利相比，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自我满足。
而且其他像他们一样的研究者也获得了这种满足。
我要问的是：在鼓励研究自然史的业余爱好者方面，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什么贡献？也许，一堂典型的生物学系的正规课程能够解答我们的疑惑。
当我们来到课堂时，学生们正在忙着记忆猫骨头上那些隆起部分的名称。
对于骨骼的研究当然是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了解动物进化过程的重要手段。
但是为什么要记忆那些隆起部分的名称呢？有人告诉我们，那是生物学学科训练的一部分。
可是我又想问了：了解活生生的动物，了解它们如何在自然界中生存，不也是非常重要的吗？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动物学教育已经抛弃了对于活动物的研究。
以我为例，大学阶段并没有设立鸟类学活哺乳类动物学的课程。
植物学教育的状况也与之类似。
不过在植物学系，学生们接触到鲜活植物的机会比较多。
学校将户外研究赶出了课堂，这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
实验室生物学诞生时，在自然史领域，业余研究者还把所有的鸟儿都称为“小鸟”
，而专业研究者则忙着为各个物种分门别类，并且收集那些物种的生活习性等方面的知识。
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总而言之，在生机勃勃地实验室研究面前，滞后的户外研究很快就处于下风。
实验室研究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科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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