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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朝廷对此事有所认知，但由于没有采取妥当的外交策略和反制手段，致使一些封疆大吏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一时造成了外交混乱。
英法两国的使节和战船先后到达大沽口外，要求清廷迅速派要员来谈判。
名义上是和谈，英法两国的真实目的是实现其“威胁天津、压服北京”
的阴谋。
如果不能满足两国的要求，他们就会诉诸武力。
咸丰帝显然知道谈与不谈都是一样的结果，这不是谈判而是强迫接受，所以他不许洋人进京，而是派人去大沽口谈判。
咸丰八年（1858）四月八日，英法联军以清廷代表未在限定日期到达为由，对大沽口炮台进行突袭，清军阵亡二百九十一人、受伤一百七十人，联军以战死十余人、伤五十七人的代价攻陷大沽口炮台。
四月十四日，英法联军又乘势占领天津。
洋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咸丰帝在圆明园听懿贵妃给他读奏折，还没听完就面如土色。
洋人已经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了，再不迅速做出反应，可能自己皇位不保。
但是，是打是谈他一时难以抉择，几经廷议，最后还是主和派占了上风。
那么派谁去跟洋人谈呢？懿贵妃见咸丰帝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建议道：“万岁爷不必如此忧心，眼下就有一个再好不过的人选。”
咸丰帝一听，忙问：“爱妃所荐何人？”
懿贵妃推荐的人是直隶总督桂良（7），他是恭亲王奕訢（8）的岳丈。
于是，咸丰帝下了一道密旨，让桂良和花沙纳前往天津谈判，并授便宜行事之特权。
桂良、花沙纳遵旨请俄、美出面调停，沙俄借机与清朝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美国一看有利可图，也与清朝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
桂良虽然是遵旨办事，但在与俄、美签字之前，咸丰帝对这两个条约的内容一无所知。
两国公使随后发现，他们签订的条约并不被清廷认可，坐地分赃的目的没有达成，于是再次提出公使进驻北京的要求。
同年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英法也分别与清朝签订《天津条约》，再次强烈要求往京城派驻公使，但清廷坚决不同意。
桂良虽然想把这条内容加入协议中，但又不敢向皇帝汇报实情。
可是，如果不写这条，列强四国必将以武力压服。
桂良只得擅作主张，两头隐瞒。
咸丰帝认真看过与四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后，发现自己被蒙蔽了，他最不能容忍的条款居然出现在正式协议中。
《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公使常驻北京；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一个城市为通商口岸；清廷共赔偿英法军费六百万两白银；外国人可到中国内地自由游历、经商、传教；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通航；修改税则，减轻外国商船吨税（实际上就是降低进口税率）。
同年四月十六日，沙俄还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9）签订了《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俄国。
列强对清廷的抗议置若罔闻，用坚船利炮迫使清王朝答应他们提出的所有无理条件。
咸丰帝见木已成舟，不可挽回，只得御批“依此办理”
，先让洋人退兵再说。
洋人见预期目标达成，得意洋洋地退兵。
清廷以失去通商口岸主权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代价，忍受屈辱换来暂时的“和平”
。
洋人之围虽解，但咸丰帝丝毫没有感到轻松，他将直隶总督桂良召来大骂一通。
桂良硬着头皮对咸丰帝说：“洋大人逼臣签下这城下之约，臣为圣上和朝廷安危着想，不得不对洋大人虚与委蛇。
如果圣上认为履行该条约很为难，那不如推翻了吧。”
咸丰帝一听更加恼火，这种混账话也说得出口！
洋人岂是好惹的，不签约则已，签了约就等于递给列强一张欺负清朝的通行证，任何反抗倒变成了不合法。
这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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