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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爷爷奶奶相继去世，我只要是想他们了就拿出一些爷爷的藏品看一下，现在我的藏品有一半是爷爷送给我的，而且价值不菲。
当然了，我并没有将它门出售的打算，毕竟是爷爷奶奶的遗物，虽说很值钱，但这是我对爷爷奶奶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祭奠与缅怀，或者是一种尊敬吧，爷爷奶奶对我不仅仅有养育之恩，更有救命之恩，当然了，这是后话，在这先不说了。
我自从看到了那具明代古尸后，越发的对一些古物好奇。
于是对中国历史开始了仔细阅读与研究，虽说那时候还小，接触不到一些比较珍贵的文献，但爷爷家里的藏书很多，只要没事儿了我就会读书，爷爷也愿意教我，甚至连毛笔字都一起教。
后来我又缠着爷爷教我功夫，爷爷并不愿意教我功夫，说是怕教会了我担心我走歪路，因为人一旦学会用拳头说话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习惯。
虽然爷爷这么说，但仍然撑不住我软磨硬泡的厉害，而且这也不算什么坏事，所以就开始教我功夫，虽然刚开始只是一些基本功，但却让我吃尽了苦头，就那一件很简单的基本说来说吧。
将一条五米长的麻绳结成大大小小十几个死扣，然后放在油里炸一下，随后又拿出来在烈日下暴晒，这样晒了一天之后死扣非常难解，于是我就骑马蹲裆式站好马步，屁股下放好香，是那种半米长的香。
等到我将这五米长的死扣全部都解开才可以完成一个基本功，爷爷说这是练得我下盘功夫和手指上的功夫，在这期间如果我站起来，爷爷就会用一把看上去很古朴的戒尺打在我后背上，非常疼，但如果我蹲下又会被点燃的香戳中屁股非常烫，一通基本功练下来，基本上我屁股和后背会有或轻或重的伤痕。
就这样年复一年，一直到了我十六岁考上了一个重点高中后才终结，但每次一放假爷爷都会考校我的功夫会不会退步。
当然了，我这些年从来没有放下过这些功夫，一直到现在都在练着，现在甚至连我儿子都在我的威胁下流着眼泪练这些基本功。
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我心里清楚，自从我从事了考古这个既枯燥又刺激的工作之后，依靠着这些功夫我死里逃生了很多次，有时候我很庆幸，因为我的很多工作同事由于各种原因死过很多人，如果当年爷爷没有教我功夫，而我有没有修炼有成的话，估计现在早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高中毕业后我报考志愿，由于我学习成绩不错，尤其是体育和文科，所以父亲想让我考医学院，争取让我成为跟他一样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母亲则想让我学理科，争取成为一名研究科学的科学家，甚至连我小时候想成为一名宇航员的梦想都说了出来，但我还是想学考古。
父亲知道我非常听爷爷的话，于是找到了爷爷想让爷爷劝我，但爷爷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问了我的意愿之后点了点头，还说我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当时父亲一听就有些急了，想让爷爷再劝劝我，但爷爷一瞪眼，父亲却没有说什么，爷爷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我自己的孙子我了解，他不管干哪一行都是可造之材，因为他可以吃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有此大毅力之人必成大器。”
随后我高高兴兴的报考了考古专业，我的志愿书上只有一个专业，因为我有自信绝对可以考上。
父母虽说很生气，但爷爷发话了，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毕竟家长式教育在中国还是相当有市场的，更何况父亲对于爷爷这种刚强的性格也一直都有一种敬畏的心理。
暑假之后我顺利的去了北京上大学，虽说我们家乡距离北京并不算远，但爷爷奶奶还是坚持着送我去上大学，本来是我父母送我的，但爷爷说他们平时都很忙，爷爷奶奶就代替了吧。
我记得当时的爷爷已经有七十多岁高龄了，留着山羊胡的爷爷早已经是须发皆白，奶奶当时也有七十三岁，但两位老人的身体都很健康，这在他们同龄人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爷爷当时先送了我去学校报到，随后又让我带着他们去逛逛北京城，当时北京还是属于自行车的年代，大多数人没有发家致富，路上的车虽然多，但还没有达到堵车的境界，也没有现在这么污染的厉害。
我记得爷爷到了故宫之后居然带着我和奶奶一路走来，就好像是自己家一样熟悉，就连那些还没有开放的区域都是了如指掌，甚至到了故宫博物院之后，还见到了几个熟人，看着爷爷跟他们打着招呼，一说起话来都是高谈阔论，让我忍不住有些羡慕。
当然了，跟爷爷比较熟悉的人基本上也都是七老八十了，不过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人中几乎都是当时文物考古中泰山北斗的人物，甚至现在他们的一些著作对于中国的历史考古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随后我又带着爷爷来到了卢沟桥。
历史书上记载，1937年，日本部队在卢沟桥驻扎，借口失踪了一名日本军人而跟当时驻守在北京的29军发生冲突，随后29军后撤到了天津。
虽说这时候的卢沟桥早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样子，甚至连水都很少，但当我看到了爷爷流下的眼泪之后我震惊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爷爷就是29军中的一员，当时的爷爷只有十几岁，是童子连的排长，他们一个连甚至加上连长在内近百人，但是在驻守宛平时，除了爷爷之外，几乎全部战死，只有不到十人生还，最后实在顶不住了撤出了宛城，宛城失陷后，爷爷回到了他们所在的营，成为了一名连长，后来在多次对日本的战斗中，他们的营伤亡很大，后来营长战死，甚至连他们29军的副军长都战死。
爷爷所在的营部退到天津之后又对日本部队展开了疯狂的打击，但毕竟装备和平时的训练不足，导致全线溃败，最终军长带着他们退到了保定一线，保定是爷爷的老家，当时的爷爷已经是营长了，虽说年纪小，但毕竟战斗经验丰富，再加上爷爷的功夫很好，所以当时全营上下都没有不服的士兵。
后来整个29军被国民政府整编，番号不变，要南下，爷爷他们这些中下层军官想不通，日本人就在眼前为什么不打，偏偏要让出大好的国土，一气之下扔了枪杆回了老家种田。
像爷爷这种弃官不做的中下层军官当时有很多，因为他们眼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日本人打死炸死却不能报仇，心里很是纠结，所以才有了这种弃官的举动。
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的军人还是很有些骨气的，但高层有很多想法，再加上国民政府当时的争论和不作为，总之原因有很多，这在就不说了。
当时我并不明白爷爷为什么会流泪，在我的印象当中爷爷是一名铁骨铮铮的男人，从我小时候到长大，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对任何人说过一句抱歉的话，甚至他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也要坚持。
但为了缅怀战友，他居然流泪了。
我记得当时奶奶上前轻轻的抚着爷爷的后背，爷爷奶奶就这样站在宛城外，花白的头发随着清风飘舞，那个画面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就这样，我在北京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说实话，大学里的学习枯燥乏味，我们这个专业更是“人才凋零”
，但我的老教授，也就是我的导师田教授对我很是照顾，田教授当时有四十多岁，身材不高，大概有一米七左右，而我当时早已经是一米八的个子了，虽说稚气未退，但由于常年练武，我的体重达到了近九十公斤。
而且我并不像其他学生一样带着近视眼镜，所以我在我们班可以说是个异类。
但我对中国历史和考古专业非常热爱，所以只要田教授有时间我就去找他请教一些不明白的东西，所以我的成绩在我们班里可以说得上前三名，田教授似乎认识爷爷，平时多少对我提及一点，而且他对我从来也都是倾囊而授，并不藏私，所以一直到实习，我和田教授的关系都非常好。
说起来实习，我还是讲讲我第一次实习吧，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那是因为这一次的实习几乎差点要了我的命，并且还损失了几个同学，就连田教授也差一点报销，如果不是我当时会功夫，恐怕现在就要跟我的几个同学一样死于非命了。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那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当时田教授在讲台上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从后天开始就要进入实习期了，有的人会进入研究所实习，有的人会加入考古队，去跟随考古队去发掘古墓，大家都将自己的意愿写在纸上，如果名额允许的话，学校一定会按照同学们的意愿去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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