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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子骞母亲去世以后，他父亲又给他娶了一个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孩子，一家三个孩子。
他的继母给自己的两个孩子穿的是棉衣，给闵子骞穿的里面却是芦花。
他的父亲发现以后，想赶走这个继母，闵子骞就说：“不行的，你把这个母亲赶走了，三个儿子都要受苦，这个母亲在，最多一个儿子受苦。”
所以这个也不算过分，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孔子不是极端的道德主义者，极端的道德主义者往往由出发点的道德蜕化为终点的不道德。
甚至，一些奸诈之徒正是通过宣传极端道德蛊惑人心，以达到他们自己的极端不道德的目的。
《吕氏春秋·察微》上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一件是，鲁国有一条规定，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如果有人碰见了，把他们赎回来，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
这是一条很好的政策，很人道。
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国外就赎回了一个鲁国人，可是他回国后却拒绝去国库报销他所花费的赎金。
他可能认为，这样才显得道德。
可是孔子不这么看。
他对子贡说：
“赐呀，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
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替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身了。
你如果收下国家的补偿金，并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拿回你抵付的钱，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一个人，子贡愿意放弃赎金，这是他的自由，无可厚非，更何况他还以此显示了他的高尚。
但他的这个做法使得别人相形见绌，且置别人于尴尬的境地：
向他学习就意味着自己要做出牺牲；不向他学习，又显得自己境界低。
我们知道，子贡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可以不在乎这些赎金。
但其他人未必就不在乎。
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索性不救，才可以避开这种尴尬局面。
这么一来，不仅鲁国的赎人法成了一纸空文，那些在外国成为奴隶的人也失去了被救赎的机会。
因此，道德不能过分。
另一件恰巧和它相反。
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
孔子说：“这样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明白了子贡的做法失在哪里，就自然明白子路的做法得在哪里了。
我们乐于做好事，尤其乐于做惠而不费的好事；我们乐于做好事，并且不求报答，但对做好事的人给予适当报答，不一定是财物，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奖励，这样可以促成更多的人做好事。
圣人，确实是明察秋毫，正如《吕氏春秋·察微》的评价所说：
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孔子就在细微之处，看出了大问题。
在我们认为正确的地方，看出了潜在的巨大的危险。
这样的明察秋毫，就是不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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