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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酒杯，袁瑞朗点燃一支烟：“同玉斌与晓宇比起来，我痴长几岁，算是个大哥。
两位老弟在我眼里，可都是难得的青年才俊。”
他又把目光投向方玉斌：“你的那些光辉往事，我都跟晓宇介绍过了。
晓宇的经历，你还不太清楚吧？”
袁瑞朗说起赵晓宇的经历，今年才30岁出头的赵晓宇是上海人，尽管来自平民家庭，却从小展露出过人的艺术天赋。
他不仅对于电影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还画得一手好画。
成绩优异的他，高考时考入北京一所理工院校，但读了两年便主动退学，转而去电影学院当起了旁听生。
20多岁时，赵晓宇被一名著名的台湾广告人相中，受邀拍摄了几部商业广告。
在同龄人刚好研究生毕业，正在四处递简历找工作时，他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还积攒下100多万的片酬。
偏偏在这时，赵晓宇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他毅然辞掉北京的工作，远赴美国进修。
在美国，他过起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一面在大学校园进修导演专业，一面在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打工，从编剧、摄影到服装、道具，剧组中的各种角色几乎都尝试过。
回到中国后，依旧有不少广告片找上门，赵晓宇却很少答应。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电影拍摄中。
赵晓宇执导的几部影片，收获了一致好评，还在国外得到电影大奖，不过票房成绩却没有多大起色。
华子贤决定投资，并不是认为赵晓宇的电影能够创造多少利润，只不过是看在儿媳妇楚蔓的面子上。
楚蔓与赵晓宇是多年好友，看着老朋友拍出的影片叫好不叫座，便央求财大气粗的公公伸出援手。
听完袁瑞朗的介绍，方玉斌笑着说：“对于搞艺术的人，尤其是导演，我打小就怀有一种敬意。”
袁瑞朗说：“晓宇是个很有思想的人。
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你那么辛苦拍出的电影，最后却曲高和寡，一些俗不可耐的电影，反倒是观众如云，心里会不会不平衡？结果他引用了一位法国导演的话来回答，票房高就是人多吗？看烂片的有一万个观众，却只有一个大脑，因为观众是一类人。
看好电影的有一百个观众，但有一百个大脑。”
赵晓宇摆了摆手：“取笑了，那都是我以前的想法了，如今也改变了许多。
前些日子同袁总聊天，对我的启发不小。
你说一位优秀的导演，一定能够驾驭不同的题材，仅仅能拍艺术片的导演，绝对算不得大师。
日本的黑泽明，尝试过各种题材的电影，有一段时间还去苏联拍片；美国的斯皮尔伯格，从《侏罗纪公园》到《辛德勒的名单》，从科幻片到历史题材，每一样都能创造经典。”
袁瑞朗面朝方玉斌，说道：“你是大才子，平常也喜欢看电影，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
跟在袁瑞朗身边多年，方玉斌十分清楚老领导的风格，越是谈重要生意之前，越是喜欢聊些风花雪月调节气氛。
既然人家不着急谈正事，自己只能沉住气。
方玉斌微笑着说：“最近几年，中国的电影市场迎来了井喷行情，票房收入增长了好几倍。
不过，许多人却对这种态势忧心忡忡，究其原因，大概是井喷行情之下，并没有几部拿得出手的佳作，不像好莱坞，隔几年就会出现既叫好又叫座的大片。
很多人甚至怀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电影界，据说当时导演聚会，大家会聊你得了什么奖，我又拿了什么奖，不像现在，导演坐一块儿，比较的是谁的票房高。”
“不过，我倒觉得，凡存在即合理，烂片横行未尝不是因为观众有看烂片的需求。”
方玉斌说，“一直以来，精英掌握了话语权，中国新一代的精英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度过了自己的青年岁月，于是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80年代被神化了，仿佛那是一个人人都在读尼采的书、念北岛的诗的年代。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起码我表示怀疑。
我的老家在一座县城，身边的亲戚朋友不乏工人、农民与贩夫走卒。
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什么年代，他们都不知道尼采、北岛是何方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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