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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学由于是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所以有时会有实验性质的来自北师大的测验。
有一次，全班参加一个算术测验，跟平时上课测验不一样的是，这个卷子设计的题量特别大，是根本做不完的，只是要求我们能做多少做多少。
我交卷时感觉不太好，因为没有做完，这在我的考试史上还是第一次。
过了些日子，我已经忘记了这次考试，可是突然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得到了来自师范大学的一根铅笔的奖励，说我是那次测验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获奖者。
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生长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渐渐显现。
大约在小学五年级，我们合唱团的孩子们要参加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伴唱。
而合唱团一个唱歌很好也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却没有被选中去参加演出，大家议论纷纷，据说是因为她“家庭出身不好”
。
从那时起，我们有了“家庭出身”
的概念，这对于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概念。
我们从那时开始接触社会的残酷和不公正。
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第一道阴影。
我小学毕业升中学的作文写的是参加《东方红》演出见到毛主席的事，不知道为什么被《中国少年报》刊登了，后来又收入了什么范文选里。
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
还记得《少年报》那文章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让人莫辨男女吧。
结果有好多小朋友给我写信来，有个小男孩写信来说：我想要一个乒乓球拍子，你能送我一个吗？信我当然都没回，只是自己乐了半天。
后来，为了这篇作文我还受到教育当局的召见。
其中一个老师问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说：“他们是人民日报的。”
老师应声说道：“怪不得呢。”
当时这话让我很吃惊，很费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关注或辅导过我做作文。
长大了我才明白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原来父母的工作与写作有关呀。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
我一开始按出身不好的人分配到吉林插队，后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招兵，我去申请时怕人嫌我家里有问题不要我，竟然写了血书去申请。
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血书。
我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看来家里问题还没有大到不让我去“屯垦戍边”
的程度。
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我人生的第一课。
那是在1969年至1971年，我的十七岁到十九岁。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
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个经验。
那时我所在的地方是个农区。
我们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
残酷的现实把我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当地由于尽是盐碱地，有灌无排，亩产只有七十斤，而种子每亩就要用掉三十斤；造成了我们当中许多人终身疾病（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因为挑担子压得骨裂）；所挖出来的水渠，几场风沙就被填平……上帝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大石推上山冈，然后滚下山脚，重新再推。
我们在那些拼死的劳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觉。
在那个地方，我还因为和一些人交好，给领导提意见，被作为反派人物批判，并且因为父母的问题和这些事入不了共青团。
我早在师大女附中上初一的时候就写过入团申请书，当时被老师当作政治上积极上进的表现，把我的申请书（上面当然是充满了各种理想主义的话语，当然提到了刘胡兰——她十五岁就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已经十三岁了，等等）当作范文给班上的同学传看。
我那时在全班四十多人中是唯一的“三道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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