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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自以为对同性恋的研究、对女性的感情与性的研究在价值上和原创性上一点也不弱于这项研究，但是从研究和写作所下的功夫看，这本书也许真是略胜一筹。
这本书先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次。
在这本书中，有一个特殊之处：在我写作的过程中，第一读者王小波有时看着看着感到技痒，就说：“来，我给你写一段。”
我觉得是当时他发表文章的机会还比较少，对文字的狂热喜爱又使他按捺不住，所以就有了现在这本书中偶尔会看到他的文字的情况。
有明眼人对我说：“这里面有些段落怎么像出自王小波之手啊。”
他们还真说对了。
王小波的文字太有特色，即使他只写了一小段，人们也能从十几万字当中把它摘出来。
有一次我问小波对我的文字的看法，他评价还不低，但是他说，你的文字扔在地上还跳不起来。
我想这是个中肯的评价。
我的文字的特点用冯唐的话来说是“清通简要”
，没有废话，没有多余的字。
但是缺乏仅仅属于我自己的独特风格。
这种文字用来写论文还差强人意，后来写起小说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人们都说我的小说写的有论文味，问题就出在这里。
可是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文字风格是从灵魂中带来的，是无论怎么修炼也修炼不出来的。
就像人的长相一样，无论后天怎么加工，并不能改变原来的模样。
1994年：《性社会学》
这是一本译著。
它的原名是《人类性行为》，作者是约翰·盖格农，是一位著名的性学家，以创立“性脚本理论”
闻名于世。
当年我在匹兹堡大学读书时，他的这本书是本科生性社会学课程的教科书。
我之所以翻译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趁机熟悉一下性社会学的内容，另一个是想在我当时服务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性社会学课程做课本。
结果书翻译出来了，课却没有开成。
当时据说系里把这门课报到学校，可是并没有批准。
由此可见性社会学在当时的中国的困难和边缘处境。
在西方，性社会学早已是显学，可是在中国，它还是难登大雅。
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北京大学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
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氛围在涉性研究领域中的保守和压抑。
1996年：《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1990年代初，我搞了一个小规模的关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的调查，样本容量为四十七人，方法是深入访谈，即用一个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与调查对象当面深谈。
考虑到调查涉及个人情感和性的隐私，面对面的深入访谈绝对有必要，也是按照费老关于社会学调查要出故事的思路。
定量的问卷调查可以得到总体的概况，但是要想了解详细情况就非用定性方法不可了。
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在翻阅西方性研究史的时候，看到19世纪末在西方有位性学先驱，一位女性学者，也做了一个小样本的女性性行为调查，样本量恰巧也是四十七人。
我看到之后暗暗心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项调查的结果就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的性与爱》。
当时卖得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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