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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了许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其他国家老师的电子邮件和信件。
他们告诉我，在学校不得不给学生施加过度的学习压力，不让孩子们玩，这些让他们怒不可遏，以至于有些人后来彻底放弃了教师的工作。
丽莎解释说，她教幼儿园和学前班已经8年了，那段时间，所有的玩耍和儿童友好型学习方法都被弃用。
当下的国家教育方针，逼着她不得不强迫四五岁的孩子进行高压标准化测验，并以“标准”
和“严格”
的名义对她的学生们施加过早且极不适当的学业压力。
显然，这背后的政治理论是，美国需要“赶上”
新加坡、韩国和芬兰等教育水平优异的国家。
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越早对学龄前儿童实施学术“严格”
战术，他们就会学得越好，就能越早为上大学和就业做好准备。
他们认为这样做的话，美国有朝一日就会在教育水平国际排名中名列第一。
尽管并无证据支持这一理论，而且近20年的这种“考试和惩罚”
以及“越早越好”
的做法几乎没有改善美国学生考试成绩的国际名次，美国国内因经济差异导致的在教育成果方面的成绩差距也没有缩小。
相反，美国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的下降趋势倒是并驾齐驱。
在本应和同龄人交流，爱上校园生活；在老师的指导下，在温和友好的氛围中，通过玩耍来认字，打下其他学科基础的时候，卡罗尔和丽莎班上的孩子，以及成千上万其他美国学校的孩子，却要被迫接受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的东西，并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
两位老师都表示，他们的孩子需要的是关心、支持和爱，而不是“更苛刻的期望和更努力的学习”
，以及经常让孩子产生挫折的过度测验。
卡罗尔解释说：“听你讲芬兰的孩子是怎么接受教育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们对孩子做的简直错到离谱。
不知怎的，我就是知道这些事是不对的，一点也不适合孩子们!”
我告诉她：“我知道你在学校的处境也很复杂，你一个人能做的有限。
但是别放弃！”
我没有告诉卡罗尔的是，我已经听过上百次同样的事情了。
在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教育工作者常常觉得自己陷入了这种困境，觉得自己无法满足学生的真正需要，却总要做一些与教育工作者的职业背道而驰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家长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013年我搬到美国，在一所常春藤盟校进行为期三年的教学工作时的经历，曾让我产生过这种压力。
一天早上，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我带着3岁的儿子去了当地一家幼儿园。
那是个看上去很不错的地方，在受到热烈欢迎之后，学前教育主任让我坐下来喝杯咖啡。
“他认识多少字？”
主任问道。
“对不起，请问有多少个什么？”
我慌乱地问。
“多少字。
他的词汇量有多大？他能数到多少个数字？”
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儿子才3岁，至少还有三四年才会面对这些问题。
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我突然面对了美国教育中一个惊人的新概念—“学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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