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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英格兰的《国家课程》、苏格兰的《卓越课程》、德国的《新国家教育标准》、《澳大利亚课程》和《新西兰课程》都是竭力使教育体系内所有学校教学标准化的例子。
同样，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形式的标准化提高了国家教育体系的绩效。
相比之下，有两种形式的标准化可以在公共教育中发挥高效作用：新加坡将教师培训的标准化质量和强度设置到极高；芬兰将学校资金标准化，以便资源公平地分配给每个儿童和每个学校。
GERM的第三个共同特征是教师职业和学校领导的非专业化。
人们错误地认为，任何人只要了解有效教学的程序或脚本，或任何刚从顶尖大学毕业的人，都可以在学校任教，只要参加为期7周的培训课程，然后他们就能被任命为“教师”
。
各种非学术性的快速通道和“速成”
班为成为教师提供了多种途径，大学和学院通常提供教师教育学位课程。
同样，在许多美国学区，公立学校的领导层职位也向任何有管理或领导经验的人开放申请。
事情彻底变得怪异起来，许多美国学校现在越来越多地由非教师和非教育工作者—那些没有教育专业任教资格的人—来管理和教学。
这就类似于我们国家的医学、法律、建筑学、会计学、航空学、工程学和航空航天专业的从业人员都没有相关的专业资格证明。
GERM的第四个全球化趋势，是对四五岁的儿童进行大规模高利害标准化测验。
这是一轮数据收集浪潮，可以推测，教师和学校要为学生的成绩负责。
学校绩效以标准化测验数据形式指导着学校和教师的评价、监督和奖惩过程。
绩效工资、教师休息室的数据墙和报纸上刊登的学校分数都体现了问责机制的施行，这些机制通常主要从外部标准化的学生测验和教师评估中获取数据。
当学校的责任感依赖于学校的高利害数据，而学生的低利害依赖于低质量的标准化测验时，责任就变成了摆设。
也就是说，加强对学生成绩的责任感会削弱学生对自己学习的责任感，缩小真实学习和玩耍学习之间的缝隙。
GERM的第五个趋势，是公共教育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理论认为：应该给予父母选择子女教育的自由，从而鼓励学校之间的健康竞争，以便他们更好地满足家庭的多样化需求。
学校自主招生和优惠政策往往有助于家长的选择，通过私立学校、各类特许学校（美国）、学院（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免费学校（瑞典）使公立教育私有化。
择校理念认为：父母应该能够利用为子女教育预留的资金，选择对子女最有利的公立或私立学校。
然而，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可以表明：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化能够全面改善教育体系，甚至对其所服务的学生来说也是如此。
虽然教育体系的表现与市场不太一样，但这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原则是通过最大化销售、利润和市场份额为所有者和股东创造利润和投资回报，通常是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教育体系的组织原则，是向所有学校的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此外，大多数教师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利益或奖金的驱动，而是公民义务、职业自豪感和对于帮助儿童学习的热爱。
事实上，大量的证据表明，任何教育政策框架以GERM占主导地位的地方，都没有成功地改善学生的学习和幸福感。
相反，以合作、创造力、专业精神、信任和公平作为教育政策优先考虑的因素，支撑着新加坡、加拿大和芬兰等国成功的教育体系。
究竟谁是GERM的幕后黑手，谁才是反对玩耍的斗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乔治·W.布什、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执政美国的时代，这些反对玩耍的人包括了三届政府的所有领导层、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参议员和美国代表、国家和州选举产生的官员与两党的决策者、几个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智囊团，以及几家近年来在教育问题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慈善机构。
他们通过对儿童进行大规模的标准化测验，努力让学校“提高标准，设立问责制，高度严格化”
。
但这些做法对改善学校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儿童教育中的玩耍排挤了出去。
他们似乎并没有故意把破坏学校中的玩耍作为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但实际效果是一样的。
为了给考试和备考腾出空间，为了给越来越小的孩子施加不适合其年龄的学业压力，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爆发了。
2001年，《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在共和党总统乔治·W.布什、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其他美国政界人士的支持下诞生，该法案让学校不得不接受大规模、高利害、强制性的儿童标准化测验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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