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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主性游戏。
记者常晶描述了一所安吉幼儿园的场景：“9点一到，孩子们冲出教学楼，飞快地从场地周围搬出了自己想玩的游戏材料—大小梯子、木板木块、轮胎、箱子以及各种小玩具等，没有教师向孩子交代游戏玩法，没有教师组织安排，孩子们自发地三五成群，进入了各种类别的游戏情境。
游戏中，没有教师教导孩子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
一位名叫杰西·科菲诺的年轻美国父亲，对安吉游戏非常着迷，他前往中国亲自目睹了这一过程，现在他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在全球推广这一项目。
“在安吉县的任何一天，孩子们都会用梯子和木板搭建桥梁，”
他写道，“他们穿过油桶，用砖块、木材和绳子建造环境。
他们的老师在一旁观察这种冒险的、自发的游戏，并用智能手机拍摄下来。
午饭后，孩子们聚在一起看他们的游戏录像，谈论他们在做什么。
下午晚些时候，他们画出当天所做的事情，通常是复杂的故事板、图表，还有自创的象征性书写系统，因为这就是他们选择描述自己经历的方式。”
科菲诺说：“安吉游戏课程背后看似简单的理念，其实是基于15年的发展和实验的结果。
此时此刻，像我这样的美国家长以及世界各地的父母，正在参与一场关于教育和养育子女的激烈辩论。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为21世纪做好准备，但我们仍然受制于上一个世纪的思想。”
在为本书进行的一次内容广泛的采访中，安吉游戏的创始人程学琴回忆了她童年时期对玩耍的记忆，以及爱、喜悦、冒险和自由的理念如何塑造了她创造新学校模式的哲学。
她告诉我们：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直到今天，许多东西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那时候我们家附近有很多孩子。
因为平均每个家庭有5到8个孩子。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母亲们因为生了很多孩子而受到表彰。
所以，当我与邻居家同龄的孩子聚在一起时，最少有5到6个孩子，最多有10个或更多。
但是我的家庭里的孩子并不多。
在我10岁之前，只有一个比我小3岁的弟弟。
我的父母真的很爱我们，他们给了我们自由和玩耍的空间和机会。
我记忆中的玩耍包括带着我的小弟弟一起，作为当地孩子大团体的一部分去玩，或者我自己一个人独自玩耍。
我记得那些和邻居们玩捉迷藏的时光。
人数的增多使我们的藏身之处不断地扩大，从一个房子转移到另一个房子。
太刺激了。
为了让自己更难被找到，我们的藏身之处变得越来越有创意。
有一次，我甚至藏到一个上了年纪的邻居放在阁楼的棺材里。
我们在寻找和改变藏身之处，以及实现寻找目标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快乐带来了一种无穷无尽的快感。
我们也喜欢寻找宝藏。
我们中的七八个人会模仿祖父讲的民间故事中的场景，会爬上房子附近的小山丘寻找埋藏的宝藏。
每个人都扮演一个装备独特的寻宝者的角色。
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带着杆子，另一些人会带着钩子或铲子，专门找那些有沟渠和洞以及其他神秘特征的地方。
我们对山坡的探索非常仔细。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发现了一个乌黑的陶罐时，带着喜悦的惊奇。
当时我立刻告诉每个人我发现了一个宝藏，于是所有的朋友都聚到了一起。
我小心翼翼地用铲子探查罐子的内部，感觉到自己要发现什么东西了，就迫不及待地想把它挖出来研究一番。
结果每个人都吓得逃跑了（我挖出了一根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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