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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书斋觅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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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心中的这个念头，一连十几天，宋健除了处理繁忙的日常事务和参加一些摆脱不掉的应酬外，闲暇时间特别是晚上，他总是尽可能地找一些与古代文明研究有关的书籍和资料进行研读，他深知，中国和外国的国情毕竟有些差异。
要将心中的念头变成一个切实的计划或方案，到底可行性有多大？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最终的结果如何？这些并不是他目前就能全面把握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以研究社会科学而是以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贡献名世的。
1931年底，宋健出生于山东半岛一个贫穷的木匠之家，5岁入本村小学就读，12岁远离家门求学，13岁参加八路军，在东海军分区当护士，1948年秋入华东工矿部工业干部学校学习，1951年春，刚刚20岁的宋健被推荐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
1953年，他通过留苏学生的选拔考试，幸运地跨入了苏联莫斯科鲍曼高等工学院的大门。
然而，就读于莫斯科鲍曼高等工学院炮兵工程系的宋健并未就此满足，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大学三年级时他又报考了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夜大。
从此，他每天来回奔波，昼夜就读于两个学校的不同专业。
三年夜大苦读下来，他不仅学完了数学力学系的全部课程，而且掌握了严谨的逻辑思维方法，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他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7年，宋健拜见了苏联控制论科学家、最优控制理论的开拓者费德包姆教授，并在这位学术大师的指导下做毕业论文。
半年后，他完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三维空间最优控制系统设计和试验。
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和震动，他的学术导师费德包姆教授为此赞叹道：“了不起啊！
宋健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精神。
中国能有这样的科学家，前途无量！”
1958年，正在筹划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钱学森出访苏联，由于钱学森与费德包姆教授私交甚好，钱学森与费德包姆教授商议后，决定让成绩全优并荣获了金质奖章的宋健继续留在苏联攻读研究生，意在重点学习研究苏联的地空导弹技术，回国后为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做贡献。
在苏联攻读研究生的三年时间里，宋健除了在有限的条件下努力学习导弹技术外，又在最优控制论领域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他在该领域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引起了苏联科学家的高度重视，而且还被世界科学界认定是对现代控制论的一大贡献。
为此，他的导师和其他科学界前辈一致要求苏联科学院破格授予宋健博士学位，但由于不久后中苏关系恶化并破裂，只得了副博士学位的宋健，立即整装回国，投入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之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恢复时，宋健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身份应邀访苏，莫斯科鲍曼高等工学院鉴于宋健在控制论方面的突出贡献，授予了这位当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生由全苏联最高学术委员会颁发的博士学位。
回国后的宋健很快在导弹研究领域大显身手。
他于60年代担任了地空导弹的主任设计师，70年代担任了核潜艇水下发射火箭的第一副总设计师，80年代后出任航天部副部长，领导了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和飞行控制试验。
在此期间，受钱学森的委托，他于1964年起开始修订早在1954年就由美国出版的《工程控制论》。
为了尽快完成该书的修订工作，他带头组织并亲自撰稿，终于使这部长达120万字的鸿篇巨制得以顺利完成，为中国的控制论工程蓄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20世纪70年代末，十年动乱刚过，中国科技界如噩梦初醒，忧国忧民的宋健深切感到，中国面临着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大问题的挑战，这些问题必须有自然科学界的参与才能得到解决，而最亟待解决的是人口的增长速度问题。
于是，他和于景元等科学家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口控制问题，不久便成功地把控制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应用到人口学这门本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学科之中，从而创建了“人口控制论”
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发表了大量专著和论文，引起了世界人口学界的强烈反响。
为此，他荣获了国际数学建模学会1987年爱因斯坦最高奖。
几乎与此同时，他向党中央提出的控制全国人口增长的具体建议，为党和政府制订人口政策和发展战略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
1986年，作为科学家的宋健受命出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领衔主管国家科技事业，统领中华科学界几代天骄。
从此，他率领科委一班人，播“星火”
，举“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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